郑仲兵:我所知道的禹作敏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变,是由农村及城市。其作力的槓杆就是应用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机制。而禹作敏和他们所创建的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在当年,就最具典型意义,也是最成功的范例。
禹作敏是大邱庄的党支书,也是总公司的董事长。大邱庄地处天津市静海县团泊洼,本是一片贫脊的盐碱地,这里的农民世世代代都是“穷光蛋”。1977年冬,南方省份 “包产到户”之风,已经时不时吹到靜海,吹到大邱庄。大邱庄的农民也嚷嚷着要“致富”。这时担任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披挂出场了。他向社员保证:大邱庄三年脱贫。如果不能实现目标,自动下台。
禹作敏真是中囯农村几千年陶冶出来的奇人,具有超乎常人的睿智和眼光。那时,全国各地都在复制“包产到户”,他却超前地看到国家的需要、未来的发展,大胆地决定办工厂、办企业、办公司。他他意识到大邱庄自然条件太差 ,说“我们不搞包产到户,我们搞共同致富”。 怎么办?他想到:“别看我这村子离天津那么近,我们这里许多农民连天津都没有去过。他们不会说话又不会办事,他们怎么会办工厂赚钱?”“我们的办法只能是用‘能人’办厂。过去有点毛病的人都被压着,现在就要用他的一技之长。” 禹作敏先后起用了十几个承包人,工资奖金都一律由他决定。工业赚了钱,再返哺农业,搞盐碱地改造,搞喷灌滴灌,带动农业种植增收。
1979年,禹作敏筹集了10万元资金,其中几乎一半是从邻村借来的,办起了轧钢厂。大邱庄就是靠轧钢厂起步的。从1981年开始,大邱庄工业企业飞速发展。1982年,又创办了印刷厂和电器厂。1983年,成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此后,以冷轧钢带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为中心,每个厂下面又都办起若干分厂。1987年,将4个总厂改为四大公司;1992年,又将四个工业公司改为万全、尧舜、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公司。同年,投资10亿元,在村西北建起大邱庄百亿元工业区,每年生产能力可达100多亿元。1992年底,大邱庄共有工业企业200多家,从业人员1 万2千多人;固定资产总值15亿元;利润4亿7千万元。隨着禹作敏这颗改革明星冉冉升起,大邱庄也被誉为“天下笫一村” 而名扬海内外。禹作敏引导的大邱庄之路,是一条农村市场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的路。
面对如此迅速产生又如此迅速增长的公司,禹作敏举重若轻。他说,他的主要任务是“找对管事的人” ,人找好了,他就给这些管事的人定下管理工厂的规矩和经济效益目标。其它的,他基本上就撒手不管了,等着年底“算账”。 禹作敏要用很多时间和精力跟各级政府官员﹙权力﹚打交道,还要选择接待来参观、取经、调研、釆访、要赞助……的一些人。
我和禹作敏熟悉是1985年以后的亊,这不仅因为《新观察》杂志是最早理解、报导并支持禹作敏和大邱庄的媒体,还因为1985年,我受《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委托,组织并陪同项南、安平生等几位省委书记前往大邱庄参观考察,开始和禹作敏有了亲密的接触(之前,戈扬向他介绍过我,我们只有一两面之交)。禹作敏親自领着我们参观了建筑材料厂、冷轧钢带厂、彩印厂等几个现代化工厂,参观了盐碱地改造的机械化农场,参观了新建的公寓楼群和新浚工的“高知楼”。“高知楼”不仅环境优美、装修豪华,而且每号套房都配备了高档的家具。禹作敏说,這主要是为引进人才而建的。我和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开玩笑道:“您是云南王,这比您在昆明的王府怎么样?”安笑道:“自愧不如,不是谦虛!”说得几个人都笑起来。禹作敏说:“几年的发展,让我们认识到知识和人才比什么都重要。凡願意到我们大邱庄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就是要给他高薪、给他提供最好的环境,让他心安理得、后顾无忧。”他笑着问我:“老郑,你有什么观后感?”我知道他是拿所我开玩笑,他知道,当时我在邓力群主政下的中宣部工作得很不舒心。我只好打岔道:“当然好,只是还有点不足。既为高知楼,怎么房里连书櫉和图书都沒有?”禹听后说提得好。过几个月,我再去的时候,看到每套公寓中都摆上了大书櫉,上架的甚至包括二十四史等文史哲经等图书。
面对农工貿一体、产供销一条龙、毎年都能使产值翻一翻的大邱庄,令光观的列公惊叹不已;而面色黑黄、满臉皺纹,又不修边幅、烟不离手、口无遮拦、一副典型老农形象的禹作敏,却有非凡的睿智、机敏、干练以及特有幽黙,使在场的一些封疆大吏,在和他对话中显得暗然失色。当时,他冲着这些省委书记说了句调侃中组部的俏皮话:“富不富,就看组织部”,让我至今难忘!
此后,我每隔半年左右,便会跑到大邱庄去看禹作敏。当时,每天到大邱庄参观的人络驿不绝,时不时便有省部级干部前往,而且都要求与禹作敏交谈。但每次我到他那里,他都会兴致勃勃地跑来和我見面聊天。他和我说:和那些官僚们在一起真难受,我应付一下就跑来了,还是咱哥俩儿聊天有意思。
记得,我每次去大邱庄,都是先由他的副手石家明(女)接待,然后由她领我登上一个可以搬动的木梯,到达顶楼一间装修时尚、备有沙发茶几的神秘房间,少顷,禹作敏便会出现。
1987年秋,我从中宣部正式调任《新观察》常务副主编,和禹作敏的往来更频繁了。冬天,我和同事李晓斌(著名摄影家)去看禹作敏。谈话间,李晓斌抢了几个镜头,而且还安排我们合影。合影的照片我至今还保存着。
有趣的是,那次我们聊得尽兴时,禹作敏从大沙发半躺的状态中突然坐了起来,问道:
“老郑,你猜我这套西服值多少钱?”他用左手扯着右袖口。
我看着他坐沒坐相,被半躺着柔皱的西服衣裤,心想,我多说点吧——因为当时我看到最贵的西服,一套也就上千元,我答道:
“得两三千元吧?”
“错了,你再猜!”禹作敏露出诡谲的眼神。
“五千元?”我再次说了狠话。
“我告诉你吧,是两万元!”禹作敏不再卖关子了。
接着,他又撸起衣袖,露出手表,问道:
“你看它多少钱?”
我判断那一定是瑞士名表,怎么也得一两万吧——因为我沒有名表的价值观念,便信口说:
“得两万吧?”
“什么,你说的是美金还是人民币?”
“人民币呀!”
“我告诉你吧,是二十多万!”
我沒有显出震惊状,因为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心想,你怎么也炫起富来?
禹作敏聪明过人,他似乎看出我的心结,话题一转,告诉我一件事:
“不久前,天津市某负责人对我提出批评:禹作敏,你为什么外出要坐奔驰560呢?现在,只有少数中央领导人才坐‘大奔’,省部级干部也就坐‘上海牌’,你这样做,考虑到影响了吗?”
“我沒理他,因为,我坐的車是我经营所得,我又不靠国家供奍,为什么别人可以坐,我就坐不得!?”说完,他一直盯着我,似在看我的反应。
“其实,我这也是一种工作需要。你要知道,我从大邱庄岀发到北京办事,中间要经过多少次检查?我坐着‘大奔’,警察不仅不拦我检查,还向我敬礼。这样,给我减少了多少麻烦,省了多少时间。”
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禁会心地笑了起来。
禹作敏真是神通广大,他一不做二不休。好象沒过多久,大邱庄竟成了德国奔弛汽车的中国代理经销商了。后来,我在大邱庄的场院里,就见到仃放着上百辆崭新的奔弛汽车。
1987年初冬,13大开过不久,我去看禹作敏。他对沒让他参加13大很不满,认为这和时任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对他的成见有关。他告诉我:郭凤莲还是13大的代表。“郭凤莲开完十三大,哪里也沒去,第一站就跑到我这里来了。看到大邱庄的发展后,她痛哭流泣,说现在大寨搞不下去了,问我怎么办?我安慰她、鼓励她,要她彻底改变思路;还答应她,可以合作搞一些项目,或在大寨设分公司。未了,我还送给她50万元,一辆轿車。”
过了一段时间,《瞭望》杂志一位负责人找我,好像说郭凤莲到大邱庄与禹作敏会面时,他们一位记者在场,又经釆访,写了一篇纪实文学,准备在他们杂志上刋发,禹作敏还沒答应,要我给禹做些工作。我看了他们排出的校样,文中包括有“富不富,就看组织部”这样十分敏感的话。我觉得,在中国这样政治环境里,发表它肯定会给禹作敏惹麻烦。我即和禹通了电话。他问我发不发好?我说了我的看法,他完全赞同。我即回了《瞭望》负责人。我还特地强调:“为了爱护禹作敏,你们绝对不能发!”但是,不知为何,后来他们还是发了。此事肯定给禹作敏帯來恶劣影响,这是后话。
1988年,戈扬和我邀集《新观察》顾问夏衍、于光远、项南、任仲夷 、李锐、童大林、黎澍、张光年开会,决定成立《新观察》基金会。这是 《新观察》实现強化“面向社会”改革的重要步骤。禹作敏首先表示支持,接受作为基金会理事的聘任,还向基金会第一批捐赠10万元。接受聘任为基金会理事的还有:首都钢铁公司董事长周冠五,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袁庚,四通集团公司总经理万润南,长江动力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广州白云山制药厂董事长(名字忘了)。
1989年“六四”惨案后,《新观察》杂志被吊销了,我又一次在那间神秘房间里和禹作敏会面。我看见墻上卦着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張是他和李鹏的合影。我惊讶地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他显然看出我的不满,遂贼笑道:
“你沒看出来吗?李鹏是两个手搀扶着我,我是故意岀他洋相的!”
接着,他对我说:
“六四以后,几次让我上电视台表态,都被我拒绝了。我就看不上于志安(按: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也曾是《新观察》着力宣传过的改革企业家),赵紫阳那么看重他,赵一倒台,他就迫不急待上台批判起来了!”
1990年,我带着加拿大著名建筑商卢堡到大邱庄见禹作敏。卢堡意向在大邱庄投资二千万美元,盖一座现代化宾舘,禹表示,回报率可达100%。禹说,他们也可以向卢堡的加拿大公司投资一亿美元,问年回报率有多少?卢堡迟疑了一下,回答:至多只能有10-12%。禹得意地笑道:这就是中国和加拿大的区别,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区别。
我私下问卢堡对大邱庄的观感,他回答:在大邱庄已看不到中国农村的面貌了,它像美国的小城,也像加拿大的乡镇。我又问他对禹的邱印象,他说:禹是个非常杰出的企业家,但更像个很有作为的国王。
随着规模的扩大和财富的积累,禹作敏和大邱庄的厄运也步步逼来。大致上从1990年起,大邱庄就不断地因为轧钢原材料、销路跟国有大企业发生冲突。特别是因为资金问题又和政府有关部门发生摩擦。在一次次的冲突中,禹作敏已经敏感地觉察到,大邱庄日益扩大的资产的性质即财产的归属问题会出现麻烦。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制度之下,这么大一块资产的性质肯定会被质疑。但禹作敏认定,这些企业正如他种地长庄稼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谁收,不种不收”。 只是没有胆量公开说出。毕竟,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的营业执照上白纸黑字是写着“集体所有制” ,按照规定,集体所有制也是公有制。但是这个“集体”是谁?一直是虚置不清。
禹作敏对我说过:天津市和静海县领导曾多次向他提出,要把大邱庄“升格”为乡镇建置,仍委任他当第一把手,结果都被他拒绝了。我咤异地问他:“为什么?”他笑道:“你不明白吗?乡镇是我国最低一级的政权机构,大邱庄还是乡管辖的一个自然村。如果改成乡镇,我就是上級任命的干部了。你若不听命于他们,他们可隨时调离你,比如调你到县里当个副县长,还说提拔了你。那时大邱庄的产业也就完了。”我听后愰然大悟,报以哈哈大笑。
他还对我说:“为什么支持我的人都倒了﹙似也包括胡耀邦、赵紫阳﹚,我就倒不了,就因为我有大邱庄!”他的话,令我心头为之一震,心想:支持你的人都倒了,你还能撑多久!我知道,他说这话,自已心里正在“打鼓” ,意在安慰我,也为自已打气。我只好对之以沉黙。
终于到了1993年,大邱庄发展到巅峰。当时盛传邓入小平要造访大邱庄,大邱庄许多院墙都贴着“热烈欢迎敬爱的小平同志莅临大邱庄視察!”一类的大小标语和邓小平的画像。我问禹作敏,他说消息完全可靠,而且都做好准备了。但是,盼星星盼月亮,最后竟盼来个“入海泥牛”。
就在那年2月,大邱庄发生了两起非正常死亡事件。一起发生在公司之内,一起是他弟弟所为,禹本来都不负直接责任,何况,大邱庄当时有4万多人口(包括外来人口)数年內非正常死亡只有2人。但是,不知何故,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大约在2月20日前后,禹作敏给我打电话,告知天津派出武警部队一千多人(官方后来说是四百人)包围大邱庄,大邱庄民众群起反抗,设路障,堵路口,阻止部队进村。给我的印象,就如1989年“六四”前,戒严部队和北京市民对峙一般。他希望我前去看个究竟。我决定去,并通报了于光远和杜润生两位老人家。他们都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不宜去,遂未成行。后来想起来,总觉得遗憾!
大概经过一个多月,就传来禹作敏被抓的消息。印象中他刚刚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以为他不会有什么事了;而且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还有豁免权嘛。为什么要抓禹作敏?只是因为大邱庄两起命案吗?当局难道考虑不到此举对大邱庄会带来什么后果吗?它和当时大的形势有什么关联吗?
其实,就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囯出现了投资膨胀、通货澎胀、财政赤字膨胀,总理朱镕基厉行“宏观调控”。 当年4月15日和18日禹作敏和沈太福﹙长城公司总裁﹚两位企业明星先后被拘捕,震惊全囯。沈太福以“非法集资”﹙ 体制外集资﹚ 被捕,一年后以贪污行贿罪被判死刑,执行枪决。
禹作敏是接上級通知:新任天津市委书记邀他谈话,前去赴会而被诱捕。市公安局预审处预审员对他宣布“你被依法刑事拘留了”。禹问:“为什么拘留我?”预审员回答:“这个问题我应该问你!”
同年8月27日作出判决:因犯窝藏罪﹙处6年﹚、妨害公务罪(处3年)、行贿罪﹙处10年﹚、非法拘禁罪(处3年)和非法管制罪(处3年),执行有期徒刑20年。
官方和官媒一直传禹作敏因有两条人命而被捕,判决书已予否定。至于行贿,官方却未曾透露受贿者。
在禹作敏羁押期间,我曾设法了解他的情况,终于跟他的侄子和助手先后联系上。他们告诉我:大邱庄多数人心里不服;企业生产和经济状况今非昔比;大邱庄已设镇。特别提到,禹作敏身体很不好,能否請求之前和他有接触的老人家们,帮助输通保外就医事宜。
我找了朱厚泽、项南、杜润生、于光远、秦川诸老,他们早已被边沿化了,某种意义上说,也都“自身难保”,一时也找不岀办法。我还找了吴象,请他和万里说说。原來吴早就和万说过,万沒有表态。虽然万里曾经顶力支持过大邱庄的发展,但我还记得,禹作敏出事以后,《人民日报》曾刋载万里斥责禹作敏大邱庄是“土围子”的文章。
后来,他们又曾吿诉我,禹作敏患病住院,生活待遇稍有改善,但对他有三条规定:不许接见记者;不许接见外国人;不许写回忆录。
1999年10月3日,禹作敏在孤寂、绝望中死去。官方说他死于心脏病突发,又说因服用大量安眠药致死。他的家人对我说:他在监禁中哪有什么“大量安眠药” ,而是在极度苦闷中服用了大量治疗心脏病的药猝死。
记得,我问过杜老杜润生:为什么要抓禹作禹?他说:因为他和囯家争资金,沈太福亦然。
这再一次证实了哈耶克和科尔内的分析和结论,计划经济的产权不清和预算软约束造成的种种弊端。禹作敏们的人生悲喜剧表明:形形色色的大邱庄一类的民营企业,只要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运作,不管是谁,都难有善终。这就是宿命。
进入21世纪那一年,我见到刚从加拿大、美国來到北京的卢堡,我告诉他禹作敏的悲剧结局。他唏吁良久后说:那一年我们会面,他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非常聪明、非常能干、非常有个性,是一位值得尊重、值得尊敬、值得怀念的人。尽管有人说他有这样毛病,那样不足,但他在中国私有化的历史进程中的伟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2017年2月22日于香港蝸居

五柳村2017年2月23日(星期四) 晚上10:22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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