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仲兵:读《四通故事》

——想起周冠五、禹作敏、萬润南

用清新流畅风趣的语言,把大名鼎鼎的四通公司从酝酿策划、投胎问世,几经顿挫,终于由小而大,飞黄腾达的历史娓娓道来,让人看了不忍释卷。这就是我面前的万润南先生新著《四通故事》。
故事者,古人亦称传奇,有头有尾,有情节,是文学的一种体裁,此一解也;又一解,故事者,过去之人与事,历史也。《四通故事》当属后者。但万先生却以生动通俗的笔触,用 “讲故事”的口吻记录了一段很重要也是很严肃的历史,那就是在1980—1990年,四通公司—这一耀眼的民营科技企业,如何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鸟笼”之内,筚路蓝缕、跌宕沉浮创业的艰苦道路和故事主人翁的心路历程 。
如今不及35岁的青年一代,在阅读本书时,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在今天看似日东升而西沉那样简单易懂而理所当然的道理,比如书中反复说到的,企业应当是以市场为导向;人才应当自由流动;薪酬与收入的高低应当以贡献的多寡和绩效的高低为根据等等,仅仅在30年前,会被那样的质疑、争论、甚至被调查和清查。看到这些,年轻人可能会问:这是真的吗?
是的,这是真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本书的“故事”, 拟简略地说一下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
1976年9月9日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撒手人寰。随后不到一个月的10月6日,以毛的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及其同伙被抓捕拘押。华国锋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成为党、政、军的新领袖。1978年12月18—22日,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包括此前召开的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标志,在前两年已开启工作重点转移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囯“改革开放时代。”。
首先是亿万农民自发地在农村发动了以包产到户为发端的经济革命﹙被政府承认并确立为现行政策﹚;接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转移。中囯农民率先以市场机制的伟力,破天荒地改变着农村的经济结构,从而也改变了中囯经济的面貌。
这一变动,首先极大地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短期内获得极大的经济效绩。1978年到1984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从134元增加到355元,平均年增长28%。受到此种情况的鼓舞,城市也开始对企业“松绑放权” ,或试行“包字进城”﹙ 企业、部门、班组或个人承包制﹚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由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由此,中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拉开了全面的经济改革的序幕。
应当明白:1980—1990年,中国基本的经济制度还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所谓改革,无论是它的出发点还是对象,都是计划经济。什么是计划经济?简单地说,计划经济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切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人财物、供产销,必须在中央调控经济的部门——主要是它的计划委员会的统一调配之下,按照它发出的指令来进行。
计划经济把整个囯家的经济系统看成是一部大机噐,把所有的经济部门、企业到每个个人,都看成是用皮帶、轴承连接起来的零部件,如齿轮或镙丝钉等。使部门、企业或个人都失去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修复的能力和活力。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一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体制,本质上是一种“不可能的”经济。
早在二十世纪3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中,计划经济就受到国际经济学界严肃、严厉和科学的分析与批判。但是,由于30年代严重经济危机和所引发的世界大战,人们误以为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是解救经济危机的良方。直到70—80年代,计划经济的弊窦充分暴露,危机重重,才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认真看待。由此展开了遍及全球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改革高潮。
要想进一步深入认识和了解计划经济的实质及其弊病,有两本书值得阅读。其一,F.A.哈耶克著《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1944年,英文第一版,伦敦。1986年,中文第一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哈耶克(Hayek)是奥地利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勇敢斗士和新奥地利学派的思想领袖。1974年,他与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K.G.Myrdal)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本著作从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哲学上,对计划经济体制给予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毁灭性的抨击。他的书名,实际上是说,顽固地强制性地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其结果必定导致政治上的极权主义,这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
另一本是为更多中国读者熟悉的《短缺经济学》(Economics of Shortage,1980年第一版,伦敦;1986年,中文第一版,经济科学出版社)。作者亚诺什.科尔内(Janos Korna),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1928年生于布达佩斯。由于身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肌体内部,科尔内得以细致、切近地观察这个经济体的实际运行,真切地了解到它的弊端。1980年,他出版了最重要的著作《短缺经济学》。这是一部对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运行的微观主体即企业进行分析的杰出著作。他的结论是:在计划经济下,主要由于预算软约束,从而导致微观经济效益不彰。因而,短缺,乃至贫穷成为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常态,而短缺和贫穷又导致了贪污和腐败,进一步毒化了正常社会生活的政治空气。只要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实质,就应当鼓起改革的勇气进行改革;而改革的目标模式导向,就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科尔内曾经诙谐地把自己的著作,与哈耶克的著作对称,称之为“通向自由的道路。”然而,令他遗憾的是,这一条通向自由之路尚没铺展,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就轰然崩解了。
国际经济学界对计划经济所进行的理论分析和批评,以及社会主义囯家的计划经济实践造成的普遍贫穷、民不聊生;加上苏东改革风潮的波及,亚洲“四小龙” 经济腾飞的激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禍囯殃民的生聚教训,对于中囯民众,包括1980–90年执掌中国权柄者,不能说沒有痛切的触动。1981年因领导思想解放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而深得民心党心的胡耀邦,正式接替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在华囯锋权势瓦解过程中,原来在文革中被打烂的官僚专制体制已完成了集结和复辟,事实上邓小平己掌控了党政軍大权;而陈云则成为仅次于邓小平的第二号权阀。由于他们在改革开放的理念和态度上的不同,便形成了胡、邓、陈对峙的“三岔口” 。
胡耀邦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指导思想,主張实践证明错了就改,主張全面改革,全面解决民生、民权、民族问题。但是他受到邓、陈势力的两面夾击,于1987年初被专制势力拱倒;1989年4月病逝,并引发学生和民众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
邓小平提出 “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 ,推行旨在发展生产力的经济体制改革和适度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保留专制体制,反对“自由化” 和社会统治的“软弱涣散”。 虽然邓小平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但是他反对以实现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把它当作 “自由化” 加以整肃。致使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尤其是改革者的人身得不到法治的保障,长期形不成应有的市场经济秩序。这就为后来严重两极分化、权贵资夲垄断的形成种下了孽根。
陈云倡行“鸟笼经济” ,主張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政治和意形态上的主张与邓小平无异,而且更提出“自由化” 的根源在经济﹙即经济体制改革﹚。隨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陈云的势力日益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阻力,他们利用所掌控的经济和纪检大权,前面你在放权,后面他在收权;而且制造种种罪名,令改革者紛纷落马,成为1980—90年中国经济改革中,涌现出来的虽然弱小但却充满生机的民营经济企业的头号杀手。
在我的印象中,1980—90年新的一轮改革中,有三个典型企业最为引人注目。他们在计划经济的网羅中破茧而出,异军突起,业绩骄人。在中国改革史上,深深地刻下自己的烙印。他们是周冠五和首钢、禹作敏和大邱庄、万润南和四通公司。他们都是我所服务的《新观察》杂志﹙当时囯内外有影响的老资格的刊物,1989年镇压民主运动中被取締﹚最早观察到和报导的对象。周冠五、禹作敏和万润南都是戈扬﹙《新观察》主编、我的恩师﹚和我的朋友。这三位企业明星及其企业的命运,可以看作是中囯经济体制改革命运的缩影。
第一个典型,周冠五和“首钢”。“首钢”是首都钢铁公司的简称。周冠五是这家钢铁公司的老厂长兼党委书记。1979年5月,中国国务院宣布八家大型国有企业率先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首钢”便是其中之一。获得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以后,周冠五与上级主管单位签定了“承包办法”,对内则制定了异常严厉的管理制度和每一管理层次的绩效与奖金兑现额度。在初始的三年内,首钢净利润年均增长45%,上缴利润年均增长34%,这简直就是创造出了奇迹。但是好景不长。从1981年开始,由于宏观经济形势恶化,首钢与北京市政府每一年都会就承包基数发生争执。1986年,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周冠五无奈,一纸诉状告到邓小平那里。邓很快做出反应,批示:首钢的承包办法一切不变。
周冠五与北京市之间就承包基数发生的争斗,其实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经营者与企业的上级管理者之间发生的利益之争,这种斗争的性质实际是所有权之争。周冠五认定,既然已经敲定了承包基数,上级机关就没有理由随意改动增加。而市领导认为,首钢是北京市的利税大户,在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你首钢不多“出血”谁来“出血”?说到底,首钢是国家的,不是你周冠五的,也不是首钢几万口子职工的。在改革中,首钢这个典型已经突显出两向的问题:第一,在国有企业的既定情况下,只要明确利益关系,引入更为有效益的管理制度,企业就会产生出意想不到的业绩;第二,没有明确界定的所有权,科尔内指出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就存在巨大的讨价还价的空间,无限地放大了企业的交易成本。进一步说,明确界定财产所有权问题,不仅仅是国有企业内部,同时也是民营企业的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禹作敏的大邱庄和万润南的四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绝不亚于周冠五的首钢。
周冠五虽因邓大人的御批而胜出,但是双方的争斗仍在风积云聚。待到1995年2月,周冠五的儿子周北方突然被查出有经济犯罪并被立案侦查,周冠五受此牵连而黯然谢幕。他所演绎的承包首钢的故事,也就戛然而止了。
第二个典型,禹作敏和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禹作敏是大邱庄的党支书,也是总公司的董事长。大邱庄地处天津市静海县团泊洼,本是一片贫脊的盐碱地,这里的农民世世代代都是“穷光蛋”。1977年冬,南方省份 “包产到户”之风,已经时不时吹到靜海,吹到大邱庄。大邱庄的农民也嚷嚷着要“致富”。这时担任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披挂出场了。他向社员保证:大邱庄三年脱贫。如果不能实现目标,自动下台。
禹作敏真是中囯农村几千年陶冶出来的奇人,具有超乎常人的睿智和眼光。那时,全国各地都在复制“包产到户”,他却超前地看到国家的需要、未来的发展,大胆地决定办工厂、办企业、办公司。他说“我们不搞包产到户﹙他意识到大邱庄自然条件太差﹚,我们搞共同致富”。 怎么办?他想到:“别看我这村子离天津那么近,我们这里许多农民连天津都没有去过。他们不会说话又不会办事,他们怎么会办工厂赚钱?”“我们的办法只能是用‘能人’办厂。过去有点毛病的人都被压着,现在就要用他的一技之长。” 禹作敏先后起用了十几个承包人,工资奖金都一律由他决定。工业赚了钱,再返哺农业,带动农业种植增收。
1979年,禹作敏筹集了10万元资金,其中几乎一半是从邻村借来的,办起了轧钢厂。大邱庄就是靠轧钢厂起步的。从1981年开始,大邱庄工业企业飞速发展。1982年,又创办了印刷厂和电器厂。1983年,成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此后,以冷轧钢带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为中心,每个厂下面又都办起若干分厂。1987年,将4个总厂改为四大公司;1992年,又将四个工业公司改为万全、尧舜、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公司。同年,投资10亿元,在村西北建起大邱庄百亿元工业区,每年生产能力可达100多亿元。1992年底,大邱庄共有工业企业200多家,从业人员1 万2千多人;固定资产总值15亿元;利润4亿7千万元。隨着禹作敏这颗改革明星冉冉升起,大邱庄也被誉为“天下笫一村” 而名扬海内外。
面对如此迅速产生又如此迅速增长的公司,禹作敏举重若轻。他说,他的主要任务是“找对管事的人” ,人找好了,他就给这些管事的人定下管理工厂的规矩和经济效益目标。其它的,他基本上就撒手不管了,等着年底“算账”。 禹作敏要用很多时间和精力跟各级政府官员﹙权力﹚打交道,还要选择接待来参观、取经、调研、釆访、要赞助……的一些人。
随着规模的扩大和财富的积累,禹作敏和大邱庄的厄运也步步逼来。大致上从1990年起,大邱庄就不断地因为轧钢原材料、销路跟国有大企业发生冲突。特别是因为资金问题又和政府有关部门发生摩擦。在一次次的冲突中,禹作敏已经敏感地觉察到,大邱庄日益扩大的资产的性质即财产的归属问题会出现麻烦。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制度之下,这么大一块资产的性质肯定会被质疑。但禹作敏认定,这些企业正如他种地长庄稼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谁收,不种不收”。 只是没有胆量公开说出。毕竟,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的营业执照上白纸黑字是写着“集体所有制” ,按照规定,集体所有制也是公有制。但是这个“集体”是谁?一直是虚置不清。
禹作敏对我说过:天津市和静海县领导曾多次向他提出,要把大邱庄“升格”为乡镇建置,仍委任他当第一把手,结果都被他拒绝了。我咤异地问他:“为什么?”他笑道:“你不明白吗?乡镇是我囯最低一级的政权机构,大邱庄还是乡管辖的一个自然村。如果改成乡镇,我就是上級任命的干部了。你若不听命于他们,他们可隨时调离你,比如调你到县里当个副县长,还说提拔了你。那时大邱庄的产业也就完了。”我听后愰然大悟,报以哈哈大笑。他还对我说:“为什么支持我的人都倒了﹙似也包括胡耀邦、赵紫阳﹚,我就倒不了,就因为我有大邱庄!”他的话,令我心头为之一震,心想:支持你的人都倒了,你还能撑多久!我知道,他说这话,自已心里正在“打鼓” ,意在安慰我,也为自已打气。我只好对之以沉黙。
终于到了1993年,大邱庄发展到巅峰。但在邓小平“南巡” 讲话之后,中囯出现了投资膨胀、通货澎胀、财政赤字膨胀,总理朱镕基厉行 “宏观调控”。 当年4月15日和18日禹作敏和沈太福﹙长城公司总裁﹚两位企业明星先后被拘捕,震惊全囯。沈太福以“非法集资”﹙ 体制外集资﹚ 被捕,一年后以贪污行贿罪被判死刑,执行枪决。禹作敏是接上級通知:新任天津市委书记邀他谈话,前去赴会而被诱捕。市公安局预审处预审员对他宣布“你被依法刑事拘留了” 。禹问:“为什么拘留我?”预审员回答:“这个问题我应该问你!”同年8月27日作出判决:因犯窝藏罪﹙处六年﹚、妨害公务罪、行贿罪﹙处十年﹚、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官方和官媒一直传禹作敏因有两条人命而被捕,判决书已予否定。至于行贿,官方却未曾透露受贿者。1999年10月3日,禹作敏在孤寂、绝望中死去。官方说他死于心脏病突发,又说因服用大量安眠药致死。他的家人对我说:他在监禁中哪有什么“大量安眠药” ,而是在极度苦闷中服用了大量治疗心脏病的药猝死。我为此还问过杜老杜润生:为什么要抓禹作禹?他说:因为他和囯家争资金,沈太福亦然。
这再一次证实了哈耶克和科尔内的分析和结论,计划经济的产权不清和预算软约束造成的种种弊端。禹作敏们的人生悲喜剧表明:形形色色的大邱庄一类的民营企业,只要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运作,不管是谁,都难有善终。这就是宿命。
接下来,第三个典型,就是本书的作者万润南和他的“石头”—四通公司。“四通 ”不同于“首钢”,人没有首钢多,块头自然没有首钢大。更重要的,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博弈的角度看,“首钢”是内线作战,它像木马一样,钻到“特洛伊城”内部去了。交锋的结果,殊难预料(正如后来我们知道的那样,首钢的改革半途而废了)。而“四通”似乎可以叫作“外线作战”。他干脆把人马从计划经济的“大院、大所”里拉出来,丢掉铁饭碗,捧起泥饭碗,破釜沉舟,另起炉灶。“四通”更不同于“大邱庄”。大邱庄原本就是“入另册”——连个正儿八经的城市户口都没有。庄上的土民因为穷极了,才到村子里跟党支部闹事。正巧碰上禹作敏这个“头儿”,再加上几个、十几个能人,事情真的就被他们做成做大了。“四通”可不同,四通开天辟地的那几个“创始者”,以及后来逐渐加盟的骨干,个个都是真的——不是假的“知识精英”。几乎清一色的清华等名牌大学毕业生;他们接受的训练、所掌握的知识与当时先进国家英、美、德、日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所差的,只是体制上的差距。计划经济像铁笼子一样,把人紧紧地罩住,把人的创造性、才能、天分乃至激情通通地压住,一天天在无趣、无聊的时间流淌中消耗干净。四通的几位创始人在“下海”之前的工作单位,就是中国最高科学研究殿堂——中国科学院。
中科院地处北京西北部的海淀区中关村。明清以来,这里一直是“太监”的坟场荒冢。太监又叫中官,所以这里慢慢地就以地得名叫做中官屯,后来又讹变为“中关村”。1949年后,在这片坟地上建起了中国科学院。北向两、三里路远,西边是北大,东边就是清华。改革开放后,如前所述,计划经济及其管理体制面对着(商品)市场经济的全面挑战。计划经济下的科学管理体制自然也不例外。原来科学技术很难转換为生产力,更不用说可以与市场掛勾。1980年10月,中关村的街面出现了一个新的机构,—“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是由中科院陈春先等科技人员率先创办起来的我国第一个民营高科技企业。但是, “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大部分人员还是“挂”在原单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端着铁饭碗,拿着铁工资,坐着铁交椅,是用业余时间工作。他们一开始只做一些技术咨询服务;后来,开始做些小项目。满打满算,一年下来能有两、三万元的赚头。因为给工作人员发放一些津贴,还背负了“离经叛道”,“搞歪门邪道” 等骂名,甚至遭遇一度被查账封门,直到1983年1月才得以恢复正常运作。1984年 “四通”成立了,在此前后还成立了“京海” 、“科海” 和“伩通”——这就是中关村后来有名的“两通两海”。 其后,中关村街上的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蔚为大观,并由此衍化而成闻名中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
1983年,中关村一条街上出现的科技公司,从资产来源不难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大院大所投资的,或者是大院大所与海淀区政府有关部门合资的。而四通公司既不是囯家科技部门办的附属企业,更不是囯家科技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办的服务性企业,而是一批知识分子辞去公职、不端“铁饭碗”,只端“泥饭碗”办起来的民营公司。这不仅可以比较彻底地和计划体制“脱钩”,符合改革的大方向,同时可以让大量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商业效益。这是具有破天荒意义的真正的民营的科技企业。在它的开创过程中,得到清华校友、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的鼎力支持。经过万润南等人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划,四通终于孕育成型。科学院这几位“下海”的科技人员,以个人的身份和名义,与海淀区辖下的四季青乡合作成立公司。这样既解决了投资资金来源问题,又避免了个人身份没有单位依托的尴尬。1984年5月12日, “北京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 营业执照办妥;1984年5月16日,公司召开成立大会。万润南出任总经理;四季青乡乡长李文元任董事長。四通者,取义于四通八达;英文对音是“石头﹙stone﹚”的意思。万润南说:“石头很好,干不好当个舖路石,干好了就是金光四射的钻石” 。四通的大戏由此揭幕开演。
万润南是四通的灵魂人物,江苏宜兴人,1946年出生。1964年,由上海考入清华大学土建系。万润南是我们常说的那种“通才”人物。人聪明,眼光也通达。虽然学的是工程,但在文史方面却有很好的造诣,思路敏捷清晰,言语生动且富哲理,能引经据典,知识丰富,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这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出身江浙学者的一个明显的特点。但是,万润南更大的特点好像还在于他的性情。他有一种特别亲和力。平时见人,脸上总是挂着笑。言语的分寸也拿捏得十分贴切,给人一种可亲可爱的温馨的感觉。四通创业之初,要摆平内外各种关系,否则难于集中精力去做市场和技术开发。万润南以豁达包容之心硬是用“口舌安天下”的绥靖之策,把四通各色人等整合一致,上下一心;又调动各种资源,开发业务,使四通的收入和利润双双增长。在他的带领下,四通很快就走上良性发展之途。在四通前前后后领导层中,被人指指点点的也不乏其人,但唯有万润南受到普遍的赞扬和尊重,被看作无论做人还是管理企业都是一流的。
万润南主事下,整个八十年代的四通,可以说,无论在管理技术方面,还是在经营业绩方面;还是在改革发展理念、企业文化方面,都是中关村一条街,乃至全囯民营科技企业的先锋和旗帜,也优于前述的两个改革的典型。的确,万润南领导的四通,不仅建立了“泥飯碗”机制的科工贸一体的民营企业体制;而且确定了一套先做人后做事、顾客第一的现代管理和经营的准则;进而企业文化中还溶进了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等人类普适价值为核心的观念。现在中囯许多人都明白:当代人类文明的进步有赖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宪政民主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发展三者的结合。万润南主持的四通公司,从一定义意上说,就是这三者结合的结晶。
历史进入1980—1990年,中囯社会的基本趋势己是改革和开放。庞大但是低效的计划经济已经逐渐遭人厌恶和唾弃。过                                                                                                                                                                                                                                                                 去把人紧紧束缚着的绳索开始松动。端着铁饭碗的人,可以在休息日—-甚至有时可以“偷空溜号”赚点外块。时不时有消息说,谁谁谁从国营大厂辞职南下打工,没多久他就披金戴银,衣锦还乡了。南方开放城市不断爆出新鲜事儿。隔三差五从南方出差回来的人,总会拿出一些撩心灼目的洋玩艺儿向你炫燿。据说那是从深圳中英街上买来的;中英街的那一边就是英国总督治下的香港。改革给人们展示了稍嫌模糊却也透露着希望的前景。那些年,中国社会虽然也不断地发生冲突和斗争,但是就总体而言,1980—90年的社会气氛是向上的,让人乐观,也让人充满着期待。
上举三个典型——“首钢”、大邱庄和四通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诞生、成长和壮大起来。毋庸多言,这一类企业必定是有效率的。因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两种制度之间存有巨大的位差势能,高效绩乃是源出于制度转换中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据有人研究:首钢在1979—1992 年之间,不管是就技术进步而言,还是单纯就产品销量的增长而言,都是世界钢铁企业历史上前无古人的。而大邱庄这个华北平原盐碱泡上的“讨饭村”,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一跃而成“中国首富村”,创造出神话般的奇迹。对此,《纽约时报》报道说: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拥有16辆奔驰轿车,100多辆进口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至于四通,从1984年—1988年,它的銷售額年年大步跨升: 1984年976萬元;1985年3,220萬元;1986年1亿2,358萬元;1987年到3亿1,713萬元;1988年就达10亿元。年增长率约為300%!
诚然,管理机制、方法、方式以及企业文化是重要的。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制度性的变革。首先是从计划体制的牢笼冲决而出,获得自主经营、自我管理的自主权。其次,随之而来的就是财产权利的明晰化,说白了,就是产权即所有权的变革。这才是改革的真经要义。坦率地说,1980—90年代的中国企业的管理技术和水平,总体而言并无多少高明之处。美国人弗里德里克.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的名著《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发表,宣告现代科学管理学的诞生以来,到1980年,已经有70、80年了。国际管理学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各种领域的管理学专业著作也琳琅满目、层出不穷。那些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感觉“先进”,或者被宣传和被着意渲染为“先进”的管理方法,只能说是相对于中囯传统管理体制和方法而言,与其说是先进的,不如说是新奇的。
真正造就这些惊人绩效的原因—-财产所有权利的变更—–被掩盖着,在暗地里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这些,是那个时代民营企业家内心的秘密,——也是他们深藏在心底的隐痛。那时,他们急需迈出的第一步,是挣脱计划体制的藩篱;只要不再在公有制的计划体制下忍受穷困和低效率的、徒耗生命的无意义的生活,他们宁愿暂时可以模糊一点把新的机制、新的体制描画得不那么“离经叛道”。于是,东方智慧创造出一系列新的名词:“承包”——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开来。“借钱办公司”—–把私有财产权说得不那么合丝合铆,刀刀见血。“集体所有”——明明是他们几个人掏钱出资办的公司,非要说这公司是“集体的”。至于个人从公司里获得的收入,通常都是秘不示人的……。我在本文的开始已经提到,《四通故事》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考虑到四通在1980—90年在中国改革史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考虑到事过境迁,当时的利益相关者的关联度已大大降低。为这一段历史虑,为这一段历史研究者虑,我建议,是否把有关的资料一揽子解密,以附录的形式置于书后,供人研究。果如此,诚历史研究之幸也!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管理体制的改革还只是改革的初级阶段,还停留在技术的层面。真枪实弹、伤筋动骨的改革是财产权利的变革,那才是翻天覆地、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社会意义的变革。1980—90年代的改革属于前者,不属于后者。具有实质意义的产权变更,或许可以说,是在1989—2003年,在悄无声息之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八十年代,周冠五的首钢改革实践、禹作敏的改革实践,特别是万润南四通的改革实践,都是从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保护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冲决出来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社会进步的自然健康的改革。自从1987年胡耀邦被罢黜,特别是1989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专制主义势力血腥镇压了人民民主运动后,原来意义的改革就被扼止了,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就变成一小撮权贵拚命捞取利益倒行逆施的过程了。政治上完全堵塞了通向宪政民主的道路,思想上把人类的普适价值也当作异端加以禁锢,经济上经李鹏、朱镕基的 “宏观调控”到后来的“囯进民退” ,不仅使民营经济受到致命打击,而且使囯民经济全面为权贵资夲控             制和垄断。
也许还可以这么说,迄止2003年前后即“江李一朝”结束,历经十多年的变化,中国的财产所有权的变更基本完成。然而,我们目前无法精确地指出一个时间点或至少一个时间段,因为我们缺少足够的资料,缺少充分的研究,我们甚至缺乏客观研究的环境、条件和安全。我们只是根据自己生活的感受和体验,依靠直觉、依靠生活经验的凝结和升华形成的概念作出判断。无论如何,现在,我们被迫面对这样的现实:把持特权者阶层,通过非法与“合法”的手段——-公器私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等,攫取和占有了大部分属于人民的财产。结果形成了今天中国特殊的“国情”:不到总人口1%的少数人口,占有了近三成、四成的国民财富。与此相应,社会经济生活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现在是生活在 “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中。随着社会把财富和贫穷分向两级,社会阶层也被分为极度对立的两极。不同收入的阶层之间的极度紧张的关系,随时有可能把社会抛进剧烈的冲突之中。结果可想而知,或者是一极被另一极集体消灭;或者是这二者同归于尽。
1978年,“改革开放时代”刚刚揭幕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他的“先富”、“共富”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和他描述给中国人民的前景大相径庭:只有“邓先富”,不见“邓共富”。 普通民众的“集体被剥夺感”日益加深;社会处于躁动不安和彼伏此起的冲突之中。原因可以指出许多,但是,公平地说,邓小平关于中国改革的真实意图和用心,他的家人在中国财富分赃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他及其家庭某些成员的公开表态和暗中的活动的强烈反差,如此等等,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你是最高领导人,是“核心”。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是的,在党和国家的 “核心”部位,尤其不能“先腐”。这个问题,或者这一课题,近几年来已然引起国际社会、中国共产党内正直的共产党人以及立场独立的学者的认真关注和研究。可以预料,随着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随着真相的层层揭开,无疑会极大地影响到邓先生的历史地位和对他的历史评价。
新近由三联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先生著作的《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2013年1月,北京),被海外一些人吹捧为“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著作。在该书 “ 第23章 转型的中国”中,傅高义先生写道:
“文革”之后,……..窗子打开了,难免会有苍蝇和蚊子飞进来,他(指邓小平—–引者注)需要的是敢闯敢干的干部,他愿意承担让一些苍蝇飞进来的代价。邓小平的某些子女受到过利用个人关系为自己谋利的指控,但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为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敛财。(第654页。中文版,2013年1月,三联,北京。)
真不知道傅高义先生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什么是邓小平为自己敛财的证据?难道要一个身居人君之位的的老人,也像西方官场中意外失手的政客那样,在瑞士的银行里被查出他的一个账号,才叫作为自己敛财的证据?傅高义先生真的不明白: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庭色彩浓厚、传统上人伦大于自然的国家里,为子女谋就是为自己谋,为子女敛财就是为自己敛财吗?
按照傅高义先生在书序中的说法,他写作此书耗费了十年多的时间。积十年春秋之长,傅高义先生想必应该知道发生在1980—90年的“康华事件”。也应当知道1993—-1995年的“首都钢铁公司”的“周北方事件”以及由此一事件牵连出的邓的第二个儿子邓质方的“首长四方”事件。单就“大康华”而言,1988年3月最初筹建时,国家投资1亿元人民币,有7个二级公司。结果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康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天上要上飞机,地下要跑火车。在“官倒”的赢利模式下,什么短缺倒卖什么,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在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组织机构也是急速扩张,二级公司从7个一下子猛增到60多个,地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以至于有人惊呼 “这哪里是办公司,你们这不成了康华共和国了!”事情闹到这种程度,说邓先生不知情,合符逻辑吗?有人信吗?
就这样,在1980—90年的价格双轨制的条件下,康华公司利用“給残联会”输血的旗号,无法无天地违法乱纪,肆无忌惮地聚敛财富,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并且影响到平民百姓的正常生活,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程度。
发生于1989年4—6月份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抗议运动(the China People’s Protest Movement in 1989),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由这个事件以及与此类似的大大小小的“官倒”事件促发的。但是,结果,人民的抗议无果,邓先生终于举起了屠刀,从而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耻辱的罪行:开动几十万国防军,动用AK-47冲锋枪加坦克,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居民追进!开枪!首都变成了屠杀场。这是永远不能饶恕也永远不能洗刷干净的罪恶。
《四通故事》的作者万润南先生,是1989年伟大中国人民抗议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并因此而亡命海外,如今算来已经24载。在这一段日子里,我经常想起他,尽量地在日渐淡漠的记忆中搜索和复原他的音容笑貌,自然少不了他的那块石头。我还记得,1988年夏天,《新观察》杂志社在大连举办大型改革开放硏讨会,由戈扬和我主持,参会者有来自全囯各省市自治区的上千人,特邀主讲人除万润南外,还有吴象、李洪林、吴明瑜、阮铭、王若水、于浩成、苏晓康、吴江、劳元一等知名学者和企业家。万润南当时讲的就是四通的故事。他的讲演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迊。
《四通故事》第 16 章 第99 节,万先生记录了他与陳繩武的一段交往。陳繩武,1980—90年是北京市科協主席、中國科協的書記。据陈本人介绍,他曾经在北京市化工局工作,那时李鵬正好在機械局,與他是同事,两人的私交和公誼都不錯。对于万先生1989年不得已離開四通,他深感惋惜。大約在1990年9月,他到海外來找万先生,想說服万先生回国。万先生就此写道:“……然後(他)非常含蓄地表示,如果能有個態度,李鵬那裡他可以去轉圜。對他的好意,我婉拒了。文革,我們這一代人低頭彎腰了十年;改革十年,半哈著腰,剛抬起點頭;這一回,不想再低頭說違心話了。而且,對他的那位老同事,我也不感冒。他長嘆了一口氣。”
我读到这里,一种强烈的尊敬之情油然而生。向我们的这位出生在南方的“硬汉”敬礼!是的,和解和宽容都是必要的;但是首先必要的则是查明真相,申明立场 ,惩罚首恶,抚恤无辜。这是我们永远的立场。
《四通故事》的最后几章是围绕着1989年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抗议运动展开的。“故事”真实地记录了他—–万润南先生和他的石头,万润南先生的家人以及他的同事,在那场运动中的所思、所言和所行。那其实就是记录着诚实善良的中国人民,为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不畏强暴、可歌可泣的所思、所言和所行。诚然,正义和进步被斜恶和反动血腥镇压下去了。但是,正义和进步将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必定会迊来自由、民主、富裕并坚定地踏在人类文明大道上的中囯!
是的,石头就是一块纪念碑。在它坚硬的质地上,隽刻着它的—也是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立场。
(本文系万润南《四通故事》一书的代序,在写作过程中,曾与我的好友、北大才俊、经济学家、封笔许久的張炳九先生反复切磋,并得到他许多帮助,特此鸣谢!)

2013年3月20日

五柳村2017年2月23日(星期四) 晚上10:22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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