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纪念大学室友李宇锋:大浪淘沙,老大不死

本文2017年2月22日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上方蓝字“上海书评”关注我们,浏览更多文章请访问《澎湃新闻·上海书评》(shrb.thepaper.cn)或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

那天下着很大的雪,我们从37楼走到办公楼,之后再走回37楼。在我们81级进北大后的第一个冬天,那不是第一场雪,也不是最大的一场雪,却是我记忆中最清晰的一场雪,似乎现在还听得见雪粒落在军大衣领子上的咝咝声,还记得灰喜鹊从未名湖边松林里倏然飘出钻进没有叶子的银杏枝桠间。我陪老大,就是李宇锋,到办公楼找某位领导递一封信。现在当然明白那是走关系,是老大的父亲本人或是他请动了什么人给北大方面打招呼,希望不要因为宇锋的身体情况为难他。按照那时的制度,新生入学后体检发现有重大问题的,会采取退学和休学两种办法,宇锋只好走后门混过这一关。从办公楼出来,寒风迎面,我冻得一哆嗦,说:“好冷呀。”我这个湖北人分不清冷和嫩,说成“好嫩呀”。宇锋哈哈大笑:“不嫩,一点都不嫩。”
那时他面临退学或休学的严峻局面,后门是否管用还不一定,但他全无忧戚之容,一路和我说说笑笑,仿佛是在做着踏雪寻梅的雅事一般。这也是他一生的境况,无法根治的重疾自少年时就纠缠着他,随时可能夺走他的生命,他却乐呵呵地走自己的路,竟圆满了一个不寻常的人生。借用书上的话来说:他勃发着生命、健康和意义,他是死亡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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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锋真的有点像《大浪淘沙》里的老大于洋
三十六年来,我只在跟别人提到他时称呼他宇锋,对他说话时,我从来都只叫老大。入学时各宿舍序齿排行,基本上是那时校园里的一种传统风俗。大多数宿舍只是一时热乎,慢慢也无所谓了。幸运的是,我们宿舍的六人之间,真正建立起了兄弟之谊,这种关系成了我们终身的情感所系。能够如此,老大要居首功。我们这一代的男性,固然每人各有自己独特的成长史,大致上少年时都曾沉浸在《三国》《水浒》《说岳》《说唐》之类中国式的英雄主义世界,都向往过义结金兰同生共死的兄弟情义,所以大学宿舍的兄弟排行,多多少少是实现少年梦想的一个机会。宇锋正是理想的大哥,他宽厚善良,豁达大度,外圆内方,重情重义。他还有另外一些条件:他家在北京,而且是一个好客、温暖的家,他的父母姐妹都热诚欢迎我们;因为父亲是高级干部,他可以常从家里带东西来校,特别是一条一条的香烟,很多同学早早变成烟鬼,他实有启蒙培养之功。
我们小时候都看过一部红色电影《大浪淘沙》,讲四个青年义结金兰,一起追求理想,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四人本不明显的差距一步步放大,友谊经不起形势的考验。结果一个走上颓废之路,一个投靠反革命成为坏人,一个成长为标准版革命者,而那个本来原则性不强、旧观念很重的老大,在标准版革命者的帮助下最终走上革命之路。抛开影片脸谱化、意识形态化的一面不说,我一直对这个故事的象征意义很感兴趣。一群本来差别不大的青年,比如我们这样的大学同学,经历岁月的冲刷,会成为各自差别极大的中年、老年吗?几十年过去了,这可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急骤的几十年,我们都经历了前人从未经历过的时代淘洗。再聚之时,除了说那四年的同窗旧事,当然要面对现实。的确,很多人都变了,或者说,彼此觉得对方变了。然而幸运的是,当年的好朋友,现在还是好朋友,没有谁变得让我不认识。1998年校庆聚会时,老六(熊唤军)有一句令人拍案叫绝的评论:“男的还是男的,女的还是女的。”大浪淘沙,但淘不了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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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宿舍六人,只有老五(谭军)上学时因在留学生楼陪住,与其他几人稍有距离,且很早投身团干系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倾向。那时向往入党和从政的学生占相当比例,毕业时进入党政系统的人也不算少,当然至今还在其中的已屈指可数。老大和老五都进了这个轨道,到九十年代前期都退了出来,而且也都下海经商了。看起来是一样的轨迹,但熟悉他们两人的就知道其实大大不同。我毕业后到了武汉,与在京同学书信往来,谭军至少是联系最多的之一。他常常谈北大的情况,介绍自己的工作,对自己未来的发展信心满满。我当然为他高兴,但也觉得他对现实的欢乐情绪与我从其他人(比如老大)那里听到的,差距相当大。
那之后我和谭军就没有什么联系了。1989年秋我回北大读研,偶尔遇见,没有谈什么,不久他离开北大去办公司。一次在校园碰见他,说是作为企业家校友回来和校长座谈,还是那么意气洋洋。唯一不同的是他突然胖大了许多,整个人大了一圈,从前那副精干劲儿完全被新增出来的肉给覆盖了。下一次见面是在央珍家的同学聚会上,他来得晚,一进门就问电话在哪儿,而他手里正抓着大煤块一样的大哥大(后来胡伟跃多次提起这个场景)。那时老大也已下海,到海南挣钱去了,我甚至猜想,是不是下海的人都会走这个风格。夏天老大回北京,老彭(彭鸣宇)张罗了一次聚会,在北影对面的四川酒楼。老大也比从前胖了许多,这一点和谭军的变化相近。但其他方面,老大还是从前那个老大,笑呵呵地谈一切,一切让人高兴的,让人悲愤的,让人齿冷的。没有人知道我因此是多么的快乐。
1998年5月北大百年校庆,是我们班毕业后聚得最齐的一次,超过一半的同学都到了。少年同学,已成经风历雨的中年,真是美好的聚首。在齐聚潮白河岸之前,先有几次预备性聚会,其中在北太平庄那一次,谭军令人意外地露了一面。没有人相信他竟变得那么肥大,面部增大了将近一倍,眼睛深陷在肉里。他说笑几句就走了,之后再没有同学见过他。听说他是因病吃药导致身体变形,但什么病我就打听不到了。十多年来,同学聚会常有人对谭军的全无踪影感到不解,我也利用一切机会探听他的下落,然而毫无结果。我怀疑他已不在人世了。上苍明鉴,我希望这个怀疑大错特错。不过,对我的情感世界而言,他是否在世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我们是飘进历史激流的两片落叶,早就相忘于江湖了。幸运的是,同宿舍的其他几位,以及同班其他宿舍的好朋友们,我们之间的那种相互理解,没有被岁月冲淡,一直保持到现在,其中老大在我心中更是温暖与情义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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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庆时的室友合影,左一为李宇锋,右二为本文作者,先后住过37楼208、32楼414。
老大在发胖以前就是一副弥勒佛的长相,还真有弥勒佛“大肚能容”的气度,极少生气发火。我见他发火只有一次,就是当几个同学玩男生间的扒裤子游戏玩到他头上的时候。大学三年级时,不知从哪个宿舍开始流行起强制扒下某男生裤子的游戏,几个同学上去死死抱住一个,再来一两个人把他裤子扯下来,有时还拍打他的光屁股,噼噼啪啪的。风水轮流转,被扒过裤子的同学在扒别人时玩的更加起劲,几乎没有同学能够幸免,即使是梁寒和我这样自恃身有武功的人。当所有男生被扒了一个遍(不算那些从不参与嬉戏的同学),个别人还被凌辱多次之后,几个勇士就盯上了唯一的幸存者老大。在他们嬉皮笑脸时,老大就正色警告。但没用,几个人还是一拥而上,搂的搂,抱的抱,解的解,扯的扯,很快就得手了。也许是慑于老大的愤怒,这几位点到为止,并没有真地扯下他的裤子。不过老大这下可真是大发雷霆,脸都气白了,双手直抖。和我一样,大概这是很多人唯一一次见到老大动怒。
宽厚的老大从不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从不在重大关节上说违心的话。当年已然,这二十年来他做共和国史研究更是如此。大概是2000年以后,有一天他打电话要我把秦老胡同三十三号院借给他临时用一下。秦老胡同三十三号院是美国唐研究基金会创建人罗杰伟的住宅,他不在北京时,委托我监管。秦老胡同也是老大的父母家所在(十九号),我们上大学时就很熟悉的,只不过那时叫交道口南五条。正是因此,好些年里我去三十三号时,常常顺道去十九号看他。我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院子,他说采访聂元梓,要拍录像,需要一个好一点的环境。我这才知道他已投身一个艰难、危险又崇高的事业。我告诉三十三号院的守门人,住十九号的李先生可以随时、任意使用这里。所以,后来他多次在三十三号院做那些采访。每次见面我都对他的事业表示敬意。他谦虚道,你那才是学问呢。我明白他心里还有另外的话没有说出来,就是,如果学院派的所谓学问与我们真实的生命无法连接,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从2003年夏天开始,ChinaRen的网上校友录发展起来,大学同学(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学)得以在毕业近二十年之后突然亲密接触,聊得不亦乐乎。网络版校友录之后,微信接上,卷入的老同学更多。这些新媒体的出现,使老同学间的交流比当年更直接、更频繁,甚至更深入。在最初的热络之后,同学各自的不同立即暴露。这十几年我们目睹的社会分裂也同样发生在老同学之间,大家对同一事件、同一问题的理解、看法和立场往往截然不同,同学中很快分出彼此对立的两派。非常有意思的是,当年是好朋友的,通常还会是一派的,只有个别例外,并不是因为旧有的情谊,而是想法的确大致一样。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我那几年曾经就一些问题与同学在网上争吵不休,短期内竟能写出数万言的论战帖子。当然,这种论战总是不会有胜利的一方,不管你逞了多少口舌之乐。而且每一次激烈争吵之后,总有受伤之感,至少会对自己的老同学冥顽不化(或内心斥之为堕落)感到绝望和伤心。老大都看在眼里,虽偶尔也说几句,却很少纠缠不休,更不会说出伤感情的话。有一次见面,我说这文八一可真是乌七八糟啊。他笑道,够好的啦,我别的同学群,那才是一边倒呢。他这么说,我才意识到我的大学群几乎没有出现过煽动战争、煽动仇日仇美的言论。而我的中学群里,说几句日本的好话就可能被唾沫淹死。也许这说明,北大同学,毕竟是北大同学。
老大开始共和国史、中共党史和“文革”史的资料收集与整理之后,进入了一个特别的圈子,常相往来的是一些我不大熟悉的人,虽然他跟我提过几次,我基本上没有跟着他加入这个圈子的活动。当然有几次例外。有一次,我研究生时的同学、新华社某记者电话我,说在海淀某处有个聚会,让我参加。我因学校先有事,到得晚了,进去坐下,被一一介绍,记得有几个名字是听老大常提到的,比如居中坐在主座上的郑仲兵先生。介绍到最后,坐在我右手的那位忽然说: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居然是老大。这个聚会主要是老大他们那个圈子的人,他因坐轮椅,所以位置紧靠门口,我进门也正好坐他旁边,但一直没有转头看旁边有谁,他竟也忍着不叫我。此后我参加过他们的几次聚会,每次我都扮演司机的角色,因为我开的本田CR-V比较高一些,方便老大上下车。在这些聚会上认识了大名鼎鼎的张思之、邵燕祥等,也见到多年没见的钱理群老师。好多次老大让我去给他们那些人介绍介绍西北特别是新疆的民族问题,我出于谨慎,不知道话说到哪一步为好,没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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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惭愧,我这十年见钱理群老师不过三次,三次都要感谢老大。听钱老师分析形势、评论时事,感觉像回到了1981年冬天的北大化学楼,还是那么慷慨急切,还是那么深沉宏大。老大去世后,在网上读到钱老师的话:“宇锋是北大中文系81级学生,我在北大任教,教的第一个班,就是81级,给他们讲‘现代文学史’,讲‘我之鲁迅观’。我把自己整个生命投入,学生也敞开心扉与我交流,我因此常说:我与81级学生是生命之交。这样的生命之交,在我以后的教学中,也并不多见。再往后,当我感到整个北大离我越来越远时,就真的成了一个梦。就在这时候,宇锋出现了。当年在校时我和宇锋接触并不多,交往多起来,是近十年的事。而一见面,我就感到,那样的几乎失落的生命之交,又回来了。我完全不敢相信,当年北大的那些让我和学生心心相印的东西——那样的理想主义,忧国忧民的情怀,那样的历史担当,独立意识,都在宇锋身上完整保留了下来,这也是我这些年苦苦挣扎,竭力保存的:我们俩就在当今这个权力至上、实利主义的时代,再次相遇相通了,当然已经超越了师生关系,而成为真正的可以交心的相知了。”
在这一小段话里,深情的钱老师把他所珍视的八十年代精神概括为“理想主义、忧国忧民的情怀、历史担当和独立意识”,并且说这些价值“都在宇锋身上完整保留了下来”。熟悉钱老师的人会非常理解他的立场和他的表达习惯。不过,我觉得仅仅“理想主义、忧国忧民的情怀、历史担当和独立意识”,并不能担保当年的团支书李宇锋成就为今日的边缘人李宇锋。其实当前深刻分裂的社会和知识人,除开那些卖身投靠营求私利者不论,森严对峙的两造,都觉得自己才是“理想主义、忧国忧民的情怀、历史担当和独立意识”。我们这一代人自幼接受的红色教育(革命英雄主义),与这种所谓八十年代精神的对接,并没有太大的困难,因为抽象的理想主义与忧国忧民,是任何意识形态都乐意高举的旗帜。我们这一代从幼稚的理想主义脱身而出,成为坚韧的独立思想者和行动者的,并不在少(老大当然会列名其间),他们之所以得此成就,恰恰是在现实一再打击下,转而探寻历史真实,用历史真实解放虚妄谎言包裹中的自己。正是在与现实的反复对话中,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比如老大,滋养出充沛丰满的心灵,已远远超越了八十年代的激情与梦想。东方圣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西方圣人说:“真理必给你自由。”大彻大悟才能超越生死,老大足以当之。
老大的身体从来就不好,但我把他的身体与生死问题联系在一起,是到他1987年第一次动手术之后。后来他又做过几次大手术,最大的一次是1999年。那年夏天我在南疆沙漠中翻车受伤,送到乌鲁木齐住了几个月医院。大学同学中借出差机会来医院看我的,有老大和阮柳红。老大笑呵呵地说,等你好了,就可以来医院看我啦。那时他已定了秋天在天坛医院手术。11月我回北京时,他刚刚做过手术,老彭约我去看他,他还不能言动。后来出院,转往南四环外的一所康复医院,我去看过他,也陪从美国回来的郑梅去过。老大问我恢复得怎么样,现在疼不疼。我答道,古人说“不堪秋气入金疮”,何况这么冷的冬天,最难受的疼痛就是酸痛。老大表示理解,后来他几次提到我说的这种酸痛,其实我早就忘记那种滋味了,老大自己却一直与它为伴。
我的身体很快康复,又可以跑野外了,几年后老大却上了轮椅,再也没能下来。这些年眼看他不仅不能好转,甚且越来越糟,但从没想过他会突然辞世。2013年秋天有一次我送他回亚运村,路上问他的身体,他才说,前一阵因心脏问题住过医院。后来我才知道那一次几乎未能抢救过来。他说,医生警告他,他随时可能发生心脏衰竭。我听了暗暗心惊,跟老彭交流了一下,知道他是真的随时都有危险。我和老二(章立锋)商量,大家聚聚,把老六也请来,免得出个意外就终身遗憾。后来老二张罗在海淀锡华酒店聚了一次,老六也专程从武汉来了。我开车接送老大,他问,老六怎么这么闲,专门来北京聚会。我说,他是怕以后见不着你了。老大哈哈直乐。
后来又见了好几次,看起来精神不错。最后一次见,也是老二组织的聚会,2016年6月,在海淀公园旁边的一家啤酒屋。那一次我正在病中,好像没说什么话。6月中旬以后我连续出差,未能参加后面的几次聚会,而老大不久去东营一家康复医院,我们再未相见。直到2017年1月2日早晨,我在东营见到沉睡中的他。在楼上举行告别仪式之前,我到楼下先看了一下,确实如老大的姐姐所说,他脸上竟是那种我们很熟悉的笑容,有点莫测高深,有点嘲讽的狡黠,有点与人为善的将就,也有他坦诚的由衷之乐。告别仪式后,我走到外面阳台上,老三(郑富权)、老六也在,我们就那么傻站着。看着漫天的大雾,大雾中隐隐闪现这么多年里的许多温暖、许多笑乐,仿佛听得到身体里面撕裂的声音,感觉到内心最深最深的地方冰冷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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