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女中豪杰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

转自关天茶舍楼主:小阿宇XJY 时间:2007-11-22 14:40:00 点击:4699

最早听说陈修良这个人,是因为看到原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渠儿子代笔写的其父亲的回忆录—<<一生紧随毛泽东>>才知道有这么一位很早就加入了中共,并在国民党京畿心脏地区秘密战斗了多年的女子.看了她的一些事略,不由得对其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意.这种敬意,不单单是来自于对其传奇式秘密战线奋斗生涯的钦佩,也不是仅仅来源于对一个女人能在那样的年代担负大任的感叹.更不是来自于对其在解放前后在党内和政界所担任过重要职位的仰慕.更多的崇敬之意是来源于对其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人;一个只唯理,不唯上;一个是非面前,敢于仗义执言,坚持真理,不计得失的真正革命者的人性光辉与高洁情操!

陈修良(1907-) 女,浙江宁波人。1925年在宁波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时参加 五卅运 动,担任学联代表,接受中共的领导,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后被学校开除,次年到上海,就 读于上海国民大学和广东大学,1926年3月加入共青团,1927年5月转为共产党员。后任武汉 市委宣传部长向警予的秘书,1927年受组织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 先后担任全国海员总工会秘书,赤海报编辑,1932年上海沦陷后在江苏省委分工领导上海学 委工作,先后担任江苏省委妇委书记,华中党校党委副书记,华中局新华日报总编辑,华中 分局南京工作部部长,南京市委书记,组织部部长等职。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兼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华东局妇委副书记兼华东妇联副主任,上海市委高等学校党委 副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历任上海市政协常委 、市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顾问.

就是这不到500字的履历,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详尽的陈修良人生经历.履历是清晰与真实的.样板式的描述下,我们丝毫看不出这样一个人,与那个年代千百万投身那项重造社会事业的人有什么不同之处.无非就是与中共最早期的女性革命家,蔡和森之妻向警予有过一段工作渊源.已无从考证,与向的那段工作接触,对她以后的人生理念与从事风格有无重大的影响.从这份最官方的简介上,我们也无从了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她在建国后已经身居统治阶层高位后,依然与同为高官的丈夫(浙江省政府省长,省委副书记沙文汉)敢于烈胆直谏,刀锋直砍当时最为敏感的”党政不分”与”以党代政”问题,要求停止”党独裁”与”一言堂”现象.以至于最早被双双打成”党内最大的右派分子”.而陈修良还被加上”反党”反苏”的双重罪名.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夫妻俩便过起了高级贱民的日子,丈夫沙文汉在1964年含冤去世后,陈独自受屈,下放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到残酷折磨,批判斗争,打吊捆绑,游街示众,剃阴阴头,坐喷气式飞机,整得死去活来差点死于非命。直到1977年才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才获得“改正”。

得以平反.纵观她这近乎于悲惨的一生,现在有的人说他们是受到了某人的欺骗,错误估计形势,才敢出”风头”,提意见,以求博得政治资本,才导致此后几十年的倒霉境地.对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能苦苦一笑,你若放在一个青头小儿,不谙世事的年轻人身上说,我可能相信.但,把他放在这样一对经历过生死考验,看透了世态炎凉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上,是叫人绝难相信的.如真是有这么幼稚,那几十年血雨腥风的岁月怕是挺不过来的了.

目前,有关于陈修良夫妻的资料有限,大都只是来源于一些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人们的回忆录.尽量摘借一二,以供后人了解,缅怀.也能方便更详实的知晓一些那个特殊年代仍旧在闪光的感人事件和真挚人性.

一.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上将陈士渠回忆录第40节:2、父亲的同事女中豪杰、地下党负责人陈修良

(1)她战斗在国民党政权的心脏

这里不得不提到陈修良,她是我父亲刚刚打下南京后见到的第一位地下党负责人。当时我父亲率领八兵团兵团部抵达南京,35军军长吴化文、政委何克希在中山东路35军军部迎接我父亲。

我父亲正在与他们握手说话,突然一辆吉普车停在了我父亲他们面前。从车上下来一位身着旗袍、气质优雅的年轻女子。

她径直走向正在与我父亲交谈的35军政委何克希的身边,亲切地喊了一句:”老何!”

何克希一回头,立即激动万分地说:”是你呀。陈修良同同志!我们终于见面了,我们会师了!”

何克希赶紧将那个女子拉到我父亲面前说:”报告陈司令员,这是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我们以前都是新四军的,当年在梅岭一带打过游击。后来她被派到南京组建地下党,我们已经好多年没见面了!”

我父亲立即与陈修良握手致意。我父亲说:”真没想到,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子呀!”

陈修良不好意思的笑了,说:”陈司令员,我知道您的大名,知道您率领大军来解放南京,我们这些天都没有睡好觉,就盼这一天到来呢!”

我父亲说:”没有南京地下党的协助,我们不可能这样快这样干净利索的解放这座古城。特别是那些接送解放军的小火轮,没有它们没准到现在我们还在跟南京守敌作战呢!”

陈修良说:”陈司令员过奖了,我们只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工作,离党的要求还差得远哩!”

因为都是市委委员、常委,经常在一起开会。我父亲更多地了解了陈修良,发现她真正是了不起的女杰。在军警林立的国民党政权的心脏,她居然能够在陆海空三军和警察部队中,都发展和安插了中共地下党员。

甚至在保密局、国防部和美军顾问团这样极其重要的机构内,陈修良也都发展和安插进我们的同志。这不仅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谋!

正是由于以陈修良为首的中共南京地下党的有勇有谋,大量绝密的军事情报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渡江作战的解放军手中。

如《京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数量表》、《京沪杭作战方针及兵力部署》等等。这些情报为我军的渡江作战提供了巨大而独特的帮助。没有南京地下党的富有开创性的工作,解放大军渡江将会遭遇很多麻烦,会增加大量的人员伤亡.

(2)父亲对一些同志用有色眼镜看我党地下工作者提出批评

对解放后的南京,陈修良也有极强的政策水平和领导能力,她对南京市情非常熟悉,无论是风土人情人文地理,还是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动态,抑或是南京工商业的现状,治安的维护,她的点子常常是满堂喝彩。中共南京市委发布的好多政策和法规,都是出自陈修良的智囊库。

但当时部队里不是所有人都像我父亲一样对出生入死的南京地下党同志予以高度评价的,许多部队上的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地下党的同志表现出一定的轻视和怠慢情绪。

有的人甚至还对地下党员的立场和出身产生怀疑,认为他们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更有甚者,还有派人跟踪地下党的同志,看他们是不是向敌人发送我军情报。

我父亲多次严厉地批评这种糊涂思想。我父亲对部队的同志讲:”打仗谁都会,地下党的同志要是来到部队,个个都是好样的!但要让我们部队的同志去搞地下工作,你不见得就行!打仗只要勇敢就行了,而搞地下工作光勇敢是没用的,还要有智谋,有勇无谋绝对会把党的事业搞砸的!”

针对部队一些同志反映地下党员着装洋气,女同志烫头男同志穿皮鞋的问题,我父亲坚决地予以批驳。我父亲说:

“烫头怎么了?穿皮鞋、旗袍怎么了?只要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就没有什么!我们南京地下党的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穿着旗袍,我看很不错嘛,难道你怀疑陈书记的思想有问题?笑话!”

当时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兼市委书记刘伯承跟我父亲的想法一样,也在各种场合批评某些部队干部的不正确思想。

在南京市委的正确引导下,南京解放军的同志和地下党的同志相处的很好,做到了从组织上、思想上、政策上的真正会师。

毛泽东主席看到了南京市军管会、南京市委关于正确处理地下党和部队党组织关系的经验介绍后,立即将这个报告批转给中共华中局和西北局:”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和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必抓紧指导,不要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

(3)可惜父亲为之辩护的陈修良还是遭受沉重的打击

父亲为之辩护的陈修良生于1907年,比父亲还大两岁,是浙江宁波人。少年时代她在宁波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时参加了五卅运动,担任学联代表,接受中共的领导,开始接触马列主义。

她1926年3月加入共青团,1927年5月转为共产党员。后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向警予的秘书,1927年受组织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先后担任全国海员总工会秘书,江苏省委妇委书记,华中党校党委副书记,华中局新华日报总编辑,华中分局南京工作部部长,南京市委书记、组织部部长等职。

我父亲后来调到北京,陈修良则到上海担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高等学校党委副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

岁月证明,父亲的辩护作用是有限的。像陈修良这样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尤其是长于思考的干部,她们总是能够从更高的层次来观察问题,也对体制上的弊端有更真切的感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她的悲剧意义。

陈修良不仅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共产党员,她的丈夫沙文汉职位更高,是当时浙江省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夫妇俩个身在高位,完全可以循规蹈矩地工作、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但做为少年时代就投身理想的他们不会过多地考虑自己,而且他们也没有料到后来的政治斗争会那样残酷。

陈修良在1956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以党代政”。她特别说到她在浙江农村考察的时候遇到的现象,也就是哪怕开路条也要盖上乡党支部的圆印子,而乡政府用的是方印子并不好使。老百姓也说”方印子不如圆印子”。陈修良呼吁:”党”与”政”应该分开,该用”方印子”的,就不能用”圆印子”………….

由于夫妇二人一直探讨这个建国后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她的丈夫也在省内会议上提出:”现在我们的作法,由党委来包揽政府机关许多的行政事务和把大大小小政府机关的工作都拿到党内来决定的作法,显然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既妨碍了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研究与领导,也使我们政权机关的实际内容机械、空虚,不能适应人民日益提高的要求。政府机关怎样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担负起它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哪些工作应由党委做,哪些工作应政府办,尤其是党委的部门如何监督政府的同种工作部门,二者之间关系如何摆法,并使之少重复,少扯皮,而能各尽其职责,发挥它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还都没有经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积极来摸索研究一下,以便经过相当时期后,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把这个问题列到体制会议中作为一个专门的重大问题来解决也可以的。因为政府工作问题中,除了前述这些问题之外,也还有上级集中过多,下级权力太少,条条规定得太死,块块没有机动余地等问题存在。”

这样的发言真可以用”先知先觉”来形容,他们对于体制改革的思考早于绝大多数同志。然而为了这个正常而合理的思考,他们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从党的高级干部沦为被人们歧视和打击的右派,受到了20多年精神上巨大的折磨。

这个代价真是无比沉重!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81页)。

沙文汉、陈修良当年的话几十年后才被我们的领导人所认可,几十年的时间被耽误了.
二.另附一段关于陈夫沙文汉的介绍

沙文汉出身名门乃殷实之家,有弟兄三人,大哥沙孟海为一代名书法家(因受其弟沙文汉的诛连,所书题的杭州“灵隐寺”竟长期为当局凿去),二哥沙文求和他一样是个职业革命家,在大革命的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他原名沙文沅,字文舒,化名陈元阳、张登。浙江鄞县人。早年考入宁波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半年后转入甲种商业学校。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在宁波带头参加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爱国斗争。1926年夏毕业后回乡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成立村中共支部,任书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秋任中共宁波市委监察委员,兼管东乡农民运动。11月任中共奉化区委书记,参与组织发动奉化农民暴动。1928年1月转移至上海,考入东亚同文书院学习,担任共青团法南区委书记。1929年夏担任中共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7月赴苏联入莫斯科列宁学院深造,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30年结业后于5月回国到上海,被派任共青团法南区委书记。同年秋被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人部部长兼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从事秘密的工会运动。1936年后参加文化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同年冬任全国各界救国会组织部干事。1937年春担任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参加重建统一的上海党组织的准备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并分管上海学委和文委系统工作,后兼省委军委书记、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参与领导开展苏南、苏北等地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春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1942年秋随省委撤到淮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起先后任中共华中局党校教务处处长、中共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城工部部长。国共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并分管南京、杭州的地下工作。1948年秋兼任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主持指导策动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和第二舰队的起义。毛夺取天下坐上紫禁城的皇帝宝座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4年12月担任浙江省省长兼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

三,另附陈修良轶事一二

陈修良素有“女中豪杰”之称。她原名陈秀霞,1907年出生于宁波市中心呼童巷一所四面高墙的古宅里,家境十分富裕。但她与其孪生姐姐刚出娘胎不久,年仅23岁的父亲即因病早逝。族人为争夺孤儿寡母的财产,不惜勾结官府,雇用流氓,使年轻有知识文化的母亲袁玉英,陷入霜刀风剑相迫的日子,加之又深受五四文化的影响,故常向女儿讲述白莲教、红灯照的故事,并特别崇拜秋瑾,常声泪俱下为女儿讲述秋瑾生平,教读秋瑾的诗句:“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和绝命词语“秋风秋雨愁煞杀人”;并告诉他们姊妹出生之日,正是秋瑾殉难之日,要她们成为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为把女儿培养为有用之材,不惜花去巨资聘请名师给两个女儿教授国文、英文、数学、书法,所以她自幼是个嫉恶如仇,好打不平的才女。1922年,年方14岁的她考进宁波女子师范读书,“五卅”运动后,陈修良提议成立女师学生自治会,被选为会长兼宁波学生联合会代表,积极领导学生运动,她还发表了《救时刍议》,被学校作为“赤色分子”开除。

1925年10月,她考入浙江省立女子中学继续学习至中学毕业。她回忆道:“杭女中特别令我高兴的是,我可以在课外自由地阅读党和团的刊物——《向导》、《中国青年》等,这些精神粮食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她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广东省共青团宣传部委员兼团省委机关报《少年先锋》编辑。由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推荐,她担任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的秘书,由向警予介绍转为正式党员。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11月,她与共产党员沙文汉结为伉俪。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正式成立,沙为省委委员,她为妇委书记。1942年11月,她受陈毅的委派创办中共华中分局机关报《新华报》,任总编辑。后又在华中党校任党总支副书记。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中共为扩大势力范围结集华中分局大批久经考验的白区工作干部,从事恢复和开辟中共在华中各城市的工作。陈修良被任命为南京工作部长,次年4月受命带领一批干部潜入南京,与那里的地下革命力量汇合共同组建中共南京市委,她出任市委书记开展领导秘密工作。行前,其夫沙文汉挥笔写诗赠妻:“男儿一世事横行,帼国岂无翻海鲸?不入虎穴焉得子,如今虎穴是南京。”

当时南京是国民党统治中心,刀光林立,军警森严,无异于提着脑袋在玩。在这之前的中共南京市委组织,曾遭受过8次重大破坏,伤的伤,死的死,逃的逃,可她委采取了高度统一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活动形式,将党的上下级组织、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在一些重点部门还建立了多个平行组织,以确保工作的连续。她还要求党员干部做到“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这种斗争策略不仅有利于中共党员在群众中隐蔽,也有利于在中共党组织周围组织起多层次的群众社团。

1947年初,国共两党内战全面爆发,国统区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经济危机加剧,国民党征兵征粮、加捐加税,造成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争生存、反内战的呼声一日高一日,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逐步将爱国民主运动推向高潮。根据中共上海分局的指示,陈修良领导南京市委毅然承担率先发动斗争的重任,在民盟等民主党派支持下,于5月上旬陆续在国立中央大学、私立金陵大学等,以争取公费待遇为由发动罢课、请愿,直至串联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代表参加。5月20日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当日,在南京爆发了5,000多名学生参加的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响彻石头城。自此,在蒋介石先生治下的各大中城市地下党机构均效仿南京“5。20”,发起了声势号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搞得国民政府焦头烂额,进退维谷,受到了毛泽东大加赞扬,亲笔写了《蒋介石政府已处于全民的包围之中》。认为此举是“继军事战线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谁知五年后却被视为南京地下党“成份严重不纯”是“特务党”,其中不少人受到肃整和关押,她也不得不离开南京去了上海和浙江。

由于南京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居于政治、军事、经济决策中心位置,就必然成为中共开展情报工作的重点地区和目标。陈修良除负责市委全面工作外,分管情报和策反工作。经过她精心谋划和运作,以中共党员为主体的南京市委情报系统组织十分精干,人员最多时约40人左右,凡国民党各关键要害部门都安插有耳目。在她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南京市委先后给老毛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渡江战役、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中共政权的巩固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她还先后亲自策动国民党空军B—24重型轰炸机起义、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国民党军97师即首都警卫部队起义、江宁要塞起义,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431电台起义等。这些起义、倒戈事件由于发生在临近解放的前夕,因而具有特殊的军事、政治意义。

在1949年4月22日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决定弃守南京,并下令撤离时炸毁港口、火车站、机场、重要仓库等设施。由她领导的中共南京市委,立即组织的各种“纠察队”、“巡逻队”、“自卫队”和策动起义的约2000名警察和工委系统组织起来的几千名义务警察,联合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城市公共设施。南京解放时,除下关车站、司法部部分被烧外,其余均保存完好。全城水、电、电讯、轮船、火车、公共交通等均未停止供应和运行。当年领兵攻占南京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曾说,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是有别于北平和平解放和天津武力攻占的另一种模式。这么一个有功于中共的老党员、老革命家,自全国解放后她和她的夫君沙文汉逐步被冷落排斥,最后挤身于右派行列成为万劫不复的“贱民”。“革命”不仅吞食了它诸多的同志、亲友、儿女,也吞食了像沙文汉、陈修良这一代为中华民族自由民主真正打拼的人!

“故人已去,昔日秦淮换新水.今人依在,抚背栖霞望旧台.”时间的消渺也许能淡去一些人和事件,但,有的东西并不随时光的消逝而背忘怀.民族的真,民族的魂,不论到了哪时哪代都不该被遗忘和消殆.那些为了民族,国家的真幸福而甘洒热血,奉献青春和生命的人更不该被我们忘记.而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尊严与人性,实事求是与坚持真理.更是应该永远的传承和扬颂.因为那是我们奔向民族复兴,人民自由,国家民主的基石.仅以此文怀念陈修良与其丈夫沙文汉先生,更以此缅怀那些千百万为此而罹难而蒙屈受辱的人士,那些民族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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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愤怒质疑 宁波革命者陈修良《决战南京》里何以大变样

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愤怒质疑

宁波革命者陈修良《决战南京》里何以大变样

http://www.cnnb.com.cn  中国宁波网   2011年03月16日 10:30

陈修良真容

《决战南京》一书的封面

  剧中由潘虹饰演的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周文锦(现实中对应的人物是陈修良)是一个跟黑社会称姐妹的、打扮华丽的知名医生,但实际上陈修良很低调。

以真人真事的历史为背景写的书、拍的电视剧不能借虚构为名,捏造历史,而《决战南京》一书及电视剧就脱离了历史的基本真相,在全国读者和观众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尤其在不明真相的青年中造成了误导。我们要求《决战南京》一书和电视剧应立即停止侵害,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去年,谍战剧《决战南京》在中央电视台八套热播,由于《决战南京》中几位主角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如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剧中被改名周文锦),上海局策反委员会负责人沙文汉,还有专门从事策反工作的史永等等,在看完电视剧及同名书籍后,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及陈修良和沙文汉之女沙尚之等对《决战南京》表示强烈不满。

出品方回应:

  虚构是为了增加可看性

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出品发行《决战南京》电视剧及书籍的有关单位进行了交涉。作为出品人之一的江苏省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近日向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发函进行解释。

江苏省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认为,电视剧从剧本创作和立项审批都是严格按照国家主管部门有关程序进行的。同时,对于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提出剧中许多人名、情节和历史不符的问题,出品方认为《决战南京》不是纪录片,电视剧在创作中可以按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进行。“观众收看该剧时在个别主要人物身上看到历史人物的影子也是情理之中,这是为了增加剧情的可看性和艺术性,不要将剧中虚构的、经过艺术创作的人物、情节与历史真实人物和事件对号入座。”

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沙尚之表示,并不认同江苏省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有关解释,将继续与有关部门交涉,并保留法律诉讼权利。

一看电视震惊了

电视剧捏造历史

边看电视边记录错误

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张永祥说,《决战南京》是一部以真人真事为主线的历史电视剧,时间从抗战胜利开始到1949年南京解放为止,涉及大量真名实姓的历史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粟裕、蒋介石、蒋经国、戴笠、毛人凤,民主人士雷洁琼、孟士衡等,当时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在剧中化名为周文锦,由潘虹主演。所涉及重大事件有:抗战胜利,新四军派先遣支队欲解放南京,策反周佛海反正,派陈修良(剧中被改名周文锦)深入南京,领导五二○学生运动,策反国民党空军八大队B-24俞渤机组起义、重庆号(《决》剧改名长庆号)起义等等,但是《决战南京》一剧围绕这些人物和历史事件捏造了不少虚假历史。

“去年4月,谍战剧《决战南京》在中央电视台八套开始播出,我们刚看了一两集就觉得不对劲,因为此前我们对这段历史,尤其是对陈修良、沙文汉两位宁波籍老同志有过专门研究,非常了解《决战南京》所发生的这段特定时间的历史,所以就引起了大家注意,边看电视边记录其中的错误。”张永祥会长介绍说,“结果很让大家震惊,差错太多了,那是在捏造历史!”

当年11月,在北京和南京的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老同志又给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寄来了《决战南京》一书,该书的内容基本与电视剧一致。张永祥会长说:“电视剧毕竟是一晃而过的,但书上白纸黑字都写在那,拿到书后我们通读了好几遍,发觉该书和电视剧不是枝节性错误,从头到尾都有问题,该书在真人真组织基础上,捏造了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这期间的历史,尤其是诽谤了粟裕将军和新四军,诽谤南京地下党委和女书记陈修良。”

“为了提供确实的证据,我们将《决战南京》一书摘录并注明页码,并加以真实历史的对照,比对其中的历史错误。”最终,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以六大问题15页纸的篇幅指出了《决战南京》中的重大错误。

革命者后人很生气

  陈修良女儿沙尚之:

本来清楚的历史被搞得一片混沌!

沙尚之是陈修良和沙文汉的女儿,年近古稀的她目前居住在上海。和新四军研究会的老同志一样,看了电视剧后她非常愤怒:“写隐蔽战线斗争历史本来是件大好事,但其目的决不是为了让观众看一场离奇的惊险片这样简单,不仅要有艺术性,更要有历史感,有政治性与思想性。《决战南京》既然已经明确点名了真实历史事件和人物,那么片子的叙事就不能脱离历史的基本真相,这也是最基本的底线了。”

她说:“但观看之后,我发现本片编导和审核缺乏对这个重大题材的历史知识,片中出现最多的是真人说假事,假人说假事,假人说真事。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本来清楚的南京决战时期城市斗争历史竟被搞得一片混沌,真假莫辨。严重的后果是对于不知道历史的多数观众产生误导,以为出现了一些真名就是真的历史,这样的社会后果谁来负责?”

沙尚之愤慨地呼吁道:“当今,这种虚构的历史题材创作倾向,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毕竟‘历史决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切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要强烈呼吁:请为真实历史和后代保留一点净土,不要再为收视率而肆意戏说历史了!”

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列出

  《决战南京》对历史事实的主要捏造

  书和电视剧中虚构的情节

1945年8月15日后,粟裕乘飞机到延安与毛泽东直接对话。

粟裕派了新九师参谋长梁一桐率先遣队还加上了一个他的重要助手黄仲元(政治部主任)和梁一起过江进入南京栖霞。(黄是《决战南京》虚构出来的一个特工,号“梅花”),致使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王正昆和市委委员一网打尽等等。

《决战南京》中对粟裕另一个诽谤是说他1945年9月、10月北撤过江后打了个大败仗,仅只身逃脱,大批文件、武器被敌人缴获。

《决战南京》中编造出粟裕身边的潜伏特务“梅花”,这个特务在孟良崮战役中还在他身边,向保密局发电报,而且“梅花”的公开身份是粟裕的秘书长黄仲元,到豫东战役才被发现。

对南京地下党、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书中、剧中化名周文锦)的活动进行随意编造,如与洪帮头子陆青山拜为师兄妹。以青山大药堂江南名医为名,每天接待病人,到外面出诊,后来甚至以办军人俱乐部为名,将江北来的一位女党员高梁花(虚构人物),安排在俱乐部内做陪酒女郎。

历史事实

事实是粟裕当时在浙西,根本不可能乘飞机到延安。

事实是1945年8月15日,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派了沙文汉(任政委)率领先遣支队渡江到南京近郊栖霞,计划配合新四军二师、四师大军和军部派来的冯少白、于毅夫策反南京伪军和周佛海反正。新四军根本没有新九师番号,历史上当时南京还未成立地下市委。

事实是在1945年11月下旬,时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的粟裕指挥高(邮)邵(伯)战役,歼灭该地区拒降的日军1100余名,歼灭伪军5000余名,缴炮61门、枪4308支。

事实是,粟裕将军的重要助手中从来没有黄仲元秘书长,也从来没有“梅花”用电台发报和保密局联络之事,这不仅是对粟裕将军的诽谤,也是对新四军、解放军的诽谤。

事实是陈修良只以最普通的家庭妇女身份出现,陈修良是由南京地下党员马文林陪同进京的,先住在柯秀珍、柏炎夫妇(都是地下党员,在中学任教师)家中,扮作姑妈,平时低调,不与人随便打交道。

《决战南京》一书还捏造了戴笠布置上校女特务杨紫月追杀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周文锦的情节,周文锦招降纳叛等情节,该书中还加入了大量下流描写,比如开军人俱乐部、搞三陪女。

东南商报记者李臻

韩工:读《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感

转自韩工5209的新浪博客

读《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感

2012.08.14.09:47

 

作者唐宝林在2012年第8期《炎黄春秋》杂志发表的《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一文(第78页)中第9行披露,“这一大批(笔者注:指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出生入死冒险斗争并做出杰出贡献的战士,解放后重新被打入‘地下’了。他们的命运就是近几年才被披露出来的‘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份文件只发到当时的少数大军区的领导人。以致在完全实行了这个方针,打击了绝大部分地下党员(实为党内有独立思想和民主观念的知识分子,并扩大到党内其他领域及党外知识分子)后,又经过了改革开放约30年后,看过这个文件的个别幸存者才被披露出来。”

 

 炎黄春秋八期刊,

   潜伏书记陈修良。1

     南京解放天堂归,

  高层密处地下党。

  降级安排副职干,

   控制使用右派专。2

 就地消化过河桥,

   逐步淘汰潘扬案。3

 

注释

(1)“潜伏书记陈修良”:

陈修良(1907年—1998年11月6日 ),女,1907年出生于宁波;1922年进宁波女子师范读书。“五卅”运动后,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学校作为“赤色分子”开除。1925年10月,陈修良考入浙江省立女子中学(现杭十四中)学习至中学毕业。 

陈修良在大革命高潮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的秘书并由向警予同志介绍转为正式党员。

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46年4月,陈修良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1947年初,陈修良领导发动了著名的“5·20”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并迅速席卷全国,形成了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赞誉的继军事战线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她领导的市委先后策动国民党空军、海军、首都警卫部队、江宁要塞、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431电台等起义——这些起义倒戈事件发生在临近解放的前夕,具有特殊的军事、政治意义,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

1979年获彻底平反,后调往上海任上海市政协常委。1983年1月,她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顾问、研究员。后又被聘为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党史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顾问等。

  1988年,陈修良离休后以耄耋之年笔耕不辍,她抱病写下一百多万字的关于党史的重要文章。

1998年陈修良病重住院,10月6日,正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及黄菊曾庆红徐匡迪等领导人专程来到华东医院陈修良的病榻前,向她致以亲切问候;1998年11月6日,这位传奇女性不幸病逝,享年91岁。 [1]

 

(2)“控制使用右派专”:

解放后,陈修良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常委、妇委书记。1950年8月,陈修良任上海市委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1955年2月调杭州工作,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1955年2月,调杭州工作,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

在任期间,因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资本家改造的问题、党政分工等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及因在浙江省第二次党代会上代表宣传分团发言,对当时省委的思想作风提出意见等所谓的“反党罪状”,于1957年被打成“极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陈修良后来在回忆录中称“1956年,刘晓任驻苏大使,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寄给了中央,还附上了自己写的一份报告,认为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搞个人迷信是完全错误的,赫鲁晓夫揭露这些问题是正确的。我同意刘晓的看法。在讨论苏联问题时,我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不料在“反右”时这却成了“反苏”言论,成了把我打成“极右派”分子的罪名之一。)

时任浙江省省长的丈夫沙文汉也被划为“右派”。她以超人的毅力克服了无数的困难,身处逆境而从不消极,坚持积极学习与思考,终于在晚年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后迎来了春天。  

1977年陈修良摘去“右派”帽子后,曾先后任浙江省、上海市政协委员。1979年获彻底平反,后调往上海任上海市政协常委。

 

(3)“逐步淘汰潘扬案”:

所谓“潘扬案”,指当年轰动全国的“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冤案。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1936年被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为与国民党谈判代表。1937年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后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1949年后,任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等职。

    扬帆,原名石蕴华,1937年入党,在上海做戏剧方面的救亡工作。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以所谓“内奸”问题遭逮捕审查。同月扬帆被捕审查,被称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当时认定潘汉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在1940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在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起1950年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轰炸。”扬帆“是长期混入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使用敌特电台,供给台湾情报,在解放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重用胡均鹤等大批反革命特务分子。”

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潘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0年被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1975年3月潘汉年被下放湖南劳动,1977年4月14日含冤病故。

扬帆1965年被判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撤销这一判决。公安部所作的“扬帆同志复查结论”中指出,原定内奸、反革命罪,均没有事实根据,应予平反。但结论留了“工作中有错误”的尾巴。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其中指出,关于“投降国民党”问题,潘汉年同志在1936年、1937年间,是我党同国民党谈判的正式代表,无任何事实表明潘汉年秘密投降国民党。关于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问题,经复查,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央曾批示派人打入敌伪组织开展工作。潘汉年同志执行了上述指示,是向中央作过正式报告的。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实确切证明,潘汉年同志没有”投靠日本特务机关“,而是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特殊使命。    

1943年,潘汉年做汉奸李士群的策反工作,突然被李挟持去见汪精卫。会见汪精卫是被挟持的。关于上海解放后掩护敌特,供给敌人情报导致敌机轰炸问题,当时经饶漱石同意利用胡均鹤,潘汉年对此没有责任。上海解放初期,敌机不断轰炸上海,现已查明,被上海市公安局破获的“军统”特务罗炳乾潜伏电台,向台湾提供过大量情报和轰炸目标,这个潜伏电台与潘汉年同志毫无关系。所谓“供给敌人情报导致轰炸”罪名,应予否定。

通知说:“中央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错案,应予以彻底纠正。”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1983年8月,公安部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根据复查的事实,对扬帆同志的问题重新结论如下:“扬帆同志长期从事革命保卫工作,对党是忠诚的,对革命事实卓有贡献。解放后,在上海市公安局任职期间,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各项公安保卫任务,在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过去认定扬帆同志是内奸、反革命分子,包庇重用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使用敌特电台供给台湾敌人情报引起敌机轰炸上海等问题,均不是事实,应予否定。1955年后,对扬帆同志隔离、逮捕、判刑都是错误的。扬帆同志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唐宝林: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

据《lumanman0728的博客》收存的文本转回

陈修良(1907—1998)几乎活了一个世纪。作为一个中共党内不大不小的干部,陈修良犹如一个弄潮儿,多次被抛到浪尖上,也多次沉没深渊,九死一生。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沙文汉,陈修良的丈夫)曾成立南京工作部,部长是大革命失败后长期在上海坚持城市秘密斗争的陈修良。她在江北的六合县设置机构,隔江领导南京地区的秘密工作。1946年4月,中共华中分局成立南京市委,派陈修良任市委书记直接进入南京城内工作。
  南京是国民党首都,除配备重兵,严加卫戍外,还遍布特务网,密侦暗探,滥施捕杀。整个“大南京”笼罩在森严白色恐怖中。自中共建党以来,南京的党组织连续八次被大破坏,市委领导人几乎全部牺牲,因此南京在中共党内被称为“虎穴”。陈修良作为南京市委第九任书记再次潜入这个虎穴,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但是,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她与沙文汉诀别在长江北岸时,感慨地吟诵“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表示了义无反顾、准备牺牲的决心。随后在江边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潜入南京。当时南京全部党员只有200人。要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谈何容易!但在1947年5月6日成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组织部长钱瑛,以及刘少文、吴克坚、沙文汉领导的情报部、策反委员会)领导下,坚决贯彻“十六字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1947年,南京市委在上海局刘晓直接领导下,首先在南京发动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波及全国的“五二0”学生运动,使国民党统治受到严重打击。毛泽东为此特别发表文章,宣称在国统区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已经处于“全民包围之中”,对其历史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在1948年淮海战役胜利后,南京市委的工作立即转到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活动上来。情报、策反、解放和接收工作极其繁重,陈修良屡屡接到中央及上海局的紧急指示,为了做好这些工作,经上海局批准及指示,陈修良大胆而谨慎地发展党员,南京解放时发展到2000人。他们中许多人,或由南京的党员打进去的、或由国民党军警宪特部门中的积极分子中拉出来的。
  按照当时党的政策和策略,党的情报工作允许运用各种力量,包括使用能够悔过自新的叛徒、特务。有的虽然不发展入党,但经过工作后,也愿意在国民党之船沉没时自救而为中共做点事情。如在美军顾问团(AAG)、中统、三青团以及联勤总部等部门,都经常有人送来重要情报。而他们都是出身于非工农家庭的知识分子。
  正是这些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获得了大量国民党最高军政部门的机密情报。如为支持解放军渡江作战,南京市委的策反和情报系统,先后在驻防南京的国民党陆海空和警察部队、保密局、国防部、美军顾问团、联勤总部、青年部等部门发展或安插了中共党员40多名。他们分别在各自部门,采用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渠道收集、刺探敌军事情报,获得了蒋军封锁长江时的通讯口令;南京军统特务名单及活动情况,同时还得到了军统布置潜伏在南京的秘密电台和密码、一些重要军事会议的内容及其文件。渡江作战前,解放军总前委司令部先后收到了由南京党组织朱启銮、白沙化装成商人冒险过江送来的汤恩伯拟定的《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和《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情报。
  此外,情报部门还从国民党军令部弄出了《1948年国民党后备军力量》;首都警察厅的《南京城防工事地图》以及有关警察部队的兵力和装备的重要情报资料,冒着生命危险弄到国民党军队从芜湖到安庆之问的江防部署图,浦口沿江地带国民党前线司令部位置、干部名单、炮兵阵地、人员编制、武器装备等情报。渡江前,打入蒋军京沪杭总部作战参谋的党员沈世猷,他提供了国民党长江布防、江北桥头堡等许多重要情报。
  包括三大战役中的其他战役中,多有这种事。所以,最高领导“用兵如神”的秘密就在于此,解放后毛泽东在接见韩练成时说过一句真心话:“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韩兢《隐形将军韩练成》,群众出版社2008年)坦陈了情报策反工作在战争中的作用。一个人下一盘棋,要另一方怎么落子,就怎么落子,哪有不赢的道理!
  与此同时,由陈修良等两三人亲自领导的南京市委策反部,还在1948年~1949年间,成功策反了一系列国民党自称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海陆空军大起义。如以俞渤为首的国民党空军八大队起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师长王宴清为首的首都警卫师97师起义。
  就这样,当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由“二野”和“三野”组成)准备在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接受共产党条件而进攻江南时,原计划“攻占浦口,炮击南京”方案及时撤销,以避免这个六朝古都和人民在战火中受到不必要的损害。因为在南京东西两侧江面最狭窄的江阴要塞和安徽荻港地方党策划起义的情况下,解放军首先突破长江,然后迅速从南京后方包抄过来。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立即下令南京守军全面向杭州等东南方向撤退。于是,从22日起,南京就成为没有国民党军的空城。但是,这时在江北的解放军还不知情。陈修良和南京市委一方面采取措施积极与解放军联系,迎接解放军进城,一方面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保护南京城,不使散兵、特务、流氓等不法之徒抢劫破坏。正如陈修良在当时给华东局转中央的一封电报中所述: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敌军警宪仓促撤离南京时,全市即陷入无政府状态中,流氓地痞和贫民集体进行抢劫各米面油行,警宪仓库等。解放军于二十三日夜间方有少数部队陆续进城,抢掠依然不停。维持治安地下党早有准备,二十二日起即出动保留下来的警察实力2000余人(郊区与城内按地区组织,党的系统受警委领导。解放前包括统战关系,全市97单位中有关系者64局所,撤退时一部分被迫离城后仍弃枪回城者不少),商店职员组织的义务警察约1000人,工人纠察队3000余人。各专科以上学校师生员工应变会的组织,各政府机关公务员联谊会组织起来的员工,混乱时即将敌人遗弃枪支多少不等,武装自己,青木棒不计其数。此项群众数量相当巨大,无法统计,至少七八千人,立即站岗、放哨、巡逻,保护机关、仓库、公用事业等。维持治安中,死义警一人,贫民死伤数人,物资破坏不大。蒋匪临走时将司法行政部烧了,西郊警察局因我控制力极大,全部未撤走,曾接应渡江。我三十五军初进城时,因未与地下党联络,不了解情况,即命令人民武装及警察全部缴枪,致一天之内助长了抢掠之风。解释误会后,仍令警察徒手站岗,并派军队看管各重要机关。数天后,秩序即告稳定,南京已无战争景象。警察复员,经审查后已复员至4000余人,现已归公安局领导。工人、店员武装组织,拟经表扬与教育后,每人发给生活津贴费二千人民券,争取先后复员就业。”(《陈修良给华东局的报告》,1949年5月2日)
    24日中午,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先头部队,在南京党组织和人民帮助下,胜利渡过长江。先是在南京地方党帮助下,一条小木船在长江上六次往返不受阻碍;然后在地方党组织的三艘小火轮、八艘巡逻艇和两艘私人轮渡载着35军官兵和辎重渡长江时,并没有后来电影中渲染的受敌人炮火猛烈的轰击下血战,解放军先到的部队是在南京人民敲锣打鼓在长江岸边和新街口夹道欢迎声中进入城市的。在南京党的精心保护和工作下,南京的自来水、电灯照明,一如平日,甚至连报纸也没有停刊,24日凌晨已由南京党的同志占领的广播电台,首先宣布了解放军渡江,南京解放的消息……
  这完全是和平解放的景象,但是解放后,为了突出军队武装是解放南京的主因,大力贬低上海局和南京市委、国民党起义官兵、广大学生、工人、农民、市民、民主人士的作用,使人民长期不知真相。
  然而,解放军和根据地南下干部与南京秘密工作干部会师后,在思想观念、工作作风、知识能力、地位待遇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严重冲突,后者遭到严重打击和迫害。
  长期在贫穷落后的农村生活的主流派(解放军和根据地南下干部)被严重的“农民意识化”,第一次进入现代化的大城市所发生的一系列现象,使陈修良十分惊讶!她痛心地看到,解放军进南京时完全忘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统和刚刚开过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的“两个务必”教导。首先是争相抢占国民党中央机关和高级官员的好房子,高档家具和汽车等。南京宫门一带造的洋房特别多,还嫌不够,波及其他地区的好房子。尤其是有的干部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训人等作风,不少官兵还不按规定购买车票,恃强乘车、购物,以及不购门票,强行进入娱乐场所;有些晚来的干部没有捞到好处,甚至伸手要住好房子、坐好汽车、骄横蜕化、铺张浪费。
  三野因要东进上海,很快奉命撤出,继而跟进的二野,在“二野穷,二野苦”一片叫喊声中,抢占风更加激烈。一些人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享受特殊待遇,干出不少更严重违反群众纪律的事。(陈修良未刊稿)有个别高级干部,甚至当着陈修良的面说:“一个人最好能讨两个老婆!”陈修良听后十分惊愕。当时还没有婚姻法,什么事情还不是他们说了算,一时间在南下干部中,出现了许多抛弃农村原配,追求城市新欢的“陈世美”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思想纯正、作风正派的军管委主任刘伯承在5月9日南京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农民革命的首领洪秀全,他到了南京,脱离了群众,自己腐化起来,就失败了。我们干部一到南京,骄横腐化的现象已经在发生中,如有的同志在接管中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叫人家‘伪职员’,随便骂人是‘洋奴’、南京公共房产占75%,本已多而漂亮,竟然有同志还嫌不好不多,住了这院,又搬到那院;有的同志则丢了马要坐吉普车,现在又丢了吉普车要流线型轿车;有的同志不问政治条件只想在苏、杭娶妻,甚至有在舞场玩弄舞女夜不归营之事;有的带兵的人则不免显出骄横,不大听指挥的样子。这些是多么可怕的倾向啊!不要忘了我们的母亲是谁?敌人就隐蔽于我们的卧榻之侧,窥伺我们,挑拨我们使我们如何脱离群众,以便打倒我们。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与这些恶劣倾向作斗争,尤其作教育,丝毫不能放松让他们发展。”(《刘伯承同志在南京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通讯稿,载南京市委党刊《南京通讯》,第1期,1949年6月10日)
    在市委会议上,陈修良表示赞成这个意见,并且组织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观看“闯王进京”戏剧。结果引起许多解放军和南下干部的极大不满,进而引起他们对原城市秘密党同志严重的打击和迫害。
  4月25~28日,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总前委最高领导人先后来到南京。毛泽东亲自点将的宋任穷(当时任二野政治部主任)带着南京领导干部的新名单和200人的干部队伍,来到南京进行全面接收。28日公布华东局的决定,成立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由刘、宋两位书记兼任,陈修良虽参加了军管会,但如下这个名单正好反映了南京地方干部的实际地位。
  军管会主要领导成员和下设机构:
  委员兼主任:刘伯承
  委员兼副主任:宋任穷
  委员:张际春、江渭清、段君毅、陈同生、李达、柯庆施、徐平羽、罗士高、陈士榘、张霖之、孔从周、陈修良、周兴、黄华、刘宠光
  秘书长:陈同生
  副秘书长:李静宜
  供给部部长:张友亮
  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
  房地产管理处:第一处长:朱启銮
  第二处长:汤成功
  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段君毅
  副主任 刘峰 万里
  交通接管委员会:主任 刘宠光
  军事接管委员会:主任 孔从周
  副主任谭善和邓有伦
  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罗士高
  副主任 齐仲恒
  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徐平羽
  副主任王明远任崇高
  公安部:部长周兴
  在总共37个职位中,原南京市委只有5人(下划线者),而且多为副职。(南京市军管会名单和南京市军管会各部负责人名单,1949年5月公布,存南京市档案馆)
  进城后的干部配备,中央在1949年2月3日已早有准备:“如南京国民党不准备集中兵力守南京等城,我们可能于三月或四月占领南京。华东、华中调动集中及训练一万五千名干部的工作,应立即动手去做,并于二月底前去徐州集中待命。华北局所派一万七千干部在石家庄训练,交华东局率领随华野、中野向江南前进。哈尔滨、沈阳、唐山、天津、北平的城市工作干部,准备抽调相当数量去接收上海、南京、苏州、杭州诸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1949年2月3日,中央档案馆藏)也就是准备派出大量北方干部接收江南城市。这说明全国胜利前夕,中央早就决定了排斥原地方干部的方针。
  解放南京给陈修良带来的极大振奋,很快被无数的困惑和谣言所替代。作为前市委书记和现组织部长的她被推到了会师后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冲突的风口浪尖。在管理城市的问题上,没有现代技术知识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很难胜任承担厂长、校长、经济部门管理这种负责工作,当陈修良按照宋任穷的意思,把原地下党员配备担任副职以后,就有外来干部向上反映:“副职全是地下党的,想要与我们平分秋色。”
    在南下干部优先已任命之外,还有些空缺的领导岗位,市委要求组织部提名,市委党委会议上批准。陈修良根据党的干部标准,把一些经过考验的原市委领导人分配到政府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岗位上。柯庆施等人就说陈修良搞“本位主义,任人唯亲”。
  还有人暗中挑拨离间,说会师以后,南京地下市委还在秘密开会。传到刘峰、朱启銮同志的耳边,他们很奇怪,一再打电话给陈修良,要求面晤。陈说:“我恐因此更惹起是非,没有同意碰头,但谣言仍在流传,日子很不好过。”
  陈修良以前在策反和情报工作中,曾经强调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使战士少流血”,却被说成“言下之意好像地下党很有力量,可以不依靠解放军打进来,就能先解放南京。”(陈修良工作笔记)柯庆施在一次常委会上说:“过去地下党同志有一个口号叫做‘保管好工厂,将来就好当厂长’,那么说,你保护了总统府,总统就是你当了?”(陈修良《关于南京党的几个问题》,1969年6月4日,手稿)陈修良当场驳斥没有这回事,但邓小平却相信了。后来在南京全体干部4000人大会上,也当着大家的面,批评陈修良。
  南下干部不相信原南京干部是真革命的,经常把原南京党的秘密活动视为是国民党“特务”工作,就经常跟踪后者,看他们是否与暗藏的敌人接触;有的未经批准在驻地抓特务,除上述错捕两个原秘密党员外,公安局发现一个为蒋介石接电话的党员,认为他是“特务”加以逮捕,经过了近30年,“四人帮”垮台以后这位同志才经流放地回到南京平反。人生的主要经历都在冤狱中度过。
  一位原秘密党员由于工作出色,解放后当了公安局的邮政科科长。另一个南下干部不服气,千方百计找他的茬儿,有一次两人吵架,科长一发火,把枪在桌子上一拍。于是就造谣地下党员要“枪毙共产党员”。此事反映到市委,把这位科长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陈修良作了调查,认为是误会,不是反革命,应该批评教育。在4000人干部大会上,南下领导人又以此为例,说“一个公安局的科长,要枪毙一位共产党员,还不是反革命吗?”结果在接着进行的整党运动中,这位科长被整治得死去活来,自杀了。
  胜利会师时,陈修良和秘密党的干部来不及换装,仍穿旗袍、皮鞋、西服。于是在解放军官兵中,流传起这样一个描述城市妇女的顺口溜:
  头发是火烧的——烫发。
  胳膊是摸鱼的——旗袍和短袖衫。
  腿是过河的——小腿外露。
  鞋是跌人的——高跟皮鞋。
  有一次,陈修良因穿了一件有垫肩的外套,柯庆施竟然拍着陈的肩膀、当着许多战士的面说:“大家看看,这就是资产阶级服装。”故意羞辱陈修良。就这样,解放后的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陈修良和原南京地方的党员,即被围困在谣言四起的压抑环境中,工作十分困难,思想极为痛苦。
    在全国解放前夕,为了与南下干部区别,党内出现一个新名词“地下党”。在建国后成为中共另类党组织的代名词,具有很强的贬义。历次运动中凡发现有“地下党”历史背景,可以成为审查和打倒某个人政治问题的充分理由,到“文革”时更是登峰造极。他们的逻辑是:凡“地下党员”如果没有成为烈士,活下来的就一定是叛徒或潜伏下来的特务(南京以外的一切城市工作的地下党员,无不如此)。所以可以先作为“叛徒特务”关押起来,进行打击和迫害,再进行审查。结果南京的地下党员2000人,后半生在历次运动中受尽屈辱和迫害,许多忠诚的同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却被害死在“红色冤狱”中。活到“文革”后获得平反的,也已无法挽回逝去的岁月。
  对所谓地下党的集中整肃,在南京解放后很快到来。华东局第一书记于9月17日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召集了一次南京市支书及排以上干部党员大会(也称4000人大会)。会上的报告题目是《论忠诚与老实》,吹响了对南京地下党进行全面整顿(实为打击与迫害)的号角。
    (博主注:据南京地下党干部穆广仁回忆,1949年5月,新成立的南京市委就得到了关于南京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的情报。据此,南京市委上报中共华东局,一方面提出应马上进行组织整顿,一方面请示对这些在解放南京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同时政治背景又极为复杂的南京地下党干部应如何安排适当工作。中共华东局不能自作主张,故经康生上报中央。中共中央下达指示,除同意马上进行整党以外,并提出具体办法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由于南下干部对地下党人员不习惯、不信任,南京地下党人员亦发生对南下干部 “不满、不受领导等等”情况。针对这种情况,二野政委邓小平于1949年9月17日在南京市党的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专门作了题为 《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一方面动员整党,一方面对地下党人员加强教育和引导。)
  这个报告,在不作起码调查的基础上,以听信党内上述种种谣言为依据,推翻刘伯承所作的“会师是成功的”结论,竟说“南京会师不好”。而主要原因是原南京市委在淮海战役后,组织大发展,致使大量“反革命分子混进党内来”,造成南京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报告为说明“大发展”,竟不顾事实把南京党员数夸大为七八千到一万人。报告还借用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的话说:南京党内存在着三种人:“一条心”的(与党一心一意);“两条心”的(混进党内的破坏者,即反革命);“半条心”的(包庇反革命的,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没有入党的)。把责任指向陈修良,说就是党内“半条心”的在包庇“两条心”的反革命。所谓“包庇反革命”是因为陈修良经过核实,认为那位与解放军吵架的邮政科科长不属反革命。报告说:地下党在解放南京问题上要与解放军争功。保护了总统府,就想当总统了!陈在会上当即递条子指出,所举事例,均属不实,却遭到讥讽训斥。
  报告还用根据地及解放军的党是“大儿子”、地下党是“小儿子”这种封建继承制的定位法,说明从南京开始所有长江以南解放城市的领导班子,必须以前者为主,后者必须拥护和服从,否则就是“不老实”。
  在听完这个报告后,陈修良气愤得浑身发抖,同志们都散去了,她却坐在原地,站不起来。因为她无法与大人物平等对话,澄清事实,讨还公道,并且必须在会后,由她领导的原南京“地下党”进行集中学习和整顿,还要她作违心的动员报告,拥护这个报告,检查自己的“错误”。
  整党开始不久,陈修良到北京出席亚洲妇女代表大会,接着又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派赴苏学习“老大哥”的治国经验。半年后当她回国时,看到了南京整党运动报告真感到触目惊心。
  1950年4月在柯庆施主持下的南京市委,给中央和华东局的整党报告中夸大其词称:“地下党员近二千人中,淮海战役以后发展的约有九百余人;过去发展党的方针有偏差手续不严格,比较偏重青年知识分子,在旧警局人员及一般公教人员中过分放手;解放后又未坚决执行中央和华东局停止发展的指示,如电信局在解放前后几天突击,有一人一天发展八个党员,南大支部原只有二十九个党员(正式只六个),解放时发展到二百五十余个(九倍),因而必然带来了组织不纯的情况。”通过整党“严重的暴露了组织不纯的情况,学区系统(大、中、小学)已坦白反省参加过其他党派、社团、封建组织的有202人(全数822人);工区535个党员中,地下党员占364人,其中有政治关节和历史关节的有200人;不按入党手续的253人。”(《中国共产党南京市委员会关于整党学习情况给中央、华东局的报告》,1950g4月20日,打印稿)
    所有这些所谓的有政治问题的党员,都被严重处理,并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受到残酷的冲击。而在“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却未发现一个坏人混进南京党内。历史是公平的,但是这个公平又来得太晚了。几乎所有的原南京党员受尽各种屈辱与磨难,直至1979年后南京“地下党”问题才获平反。许多人已经含冤逝去。
  公开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对解放战争中其他战役,指示很多,很详细,唯独对渡江战役最少,只有一份。但他对南京局势最为关注。因为这关系到“建国大业”。他写出了“钟山风雨起苍黄”,为此,对解放后的南京局势,他极度关注:部队进城表现如何?解放军与他派的南下干部与地方党会师情况如何?“土八路”进国民党首都这个大城市后如何管理?等等。当他知道解放军进城后像“闯王进京”,大行抢掠,甚至从“美国之音”中听到部队闯入美国大使馆,引起美国政府的抗议时,他怒不可遏。他绝不做“李闯王”、“洪秀全”。于是,除立即电令立即纠正外,全面总结了“南京经验”,经过精心策划,做出了以下两条重要决定:
  一、必须整顿军队纪律,在南京以后解放的城市中,特别是下一个上海,必须使军队进城后秋毫无犯。
  指示到达已在丹阳的总前委,陈毅在驻丹阳的部队中也了解到军队中确有如南京那样的情况。5月10日他在丹阳大王庙院子里向军队干部和接管干部作报告,严肃指出:“这种情形不搞好,到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乱。”指出“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里不能‘野’!”吸取南京的教训,总前委和华东局还对部队进驻上海后的驻地布置、入城程序、入城纪律、涉外问题都作了周密部署和具体规定,还就入城纪律作了演习。真正做到“持军整齐,秋毫无犯”,军队进城后不进高楼大厦和民宅,而是露宿街头,获得中外舆论的一致好评,与解放南京形成强烈对比。
  二、明确规定新解放城市的领导班子,必须“以南下干部为主”。陈毅把在上海坚持了十几年秘密斗争做出了极大贡献的上海局领导刘晓叫到丹阳,令其向尚在上海地下斗争的其他领导同志传达,必须绝对执行,并特别强调“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在配合与协助解放军,当上海解放后,地下党的任务即告结束”;“要真正从思想上使全体地下党员了解以解放军及解放区干部为主体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不仅有长期政权工作与接管城市的经验,而且他们多年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对党政策有研究和了解。他们是我党政治影响的代表,他们代表着一种伟大力量”。反复叮咛:“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执行军管会一切决定……党的接管工作委员会,以军事代表为主任,并须坚决服从军事代表,此点万分重要,也须作思想准备,希特别注意。”(南京党史办编:南京革命斗争《大事记》,第426~427页,打印稿。陈修良保存资料)
  5月23日,南京市委就会师问题向中央、华东局写了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作为“正确处理”解放军和南下干部与地方党组织关系的经验,立即转批给中共华中局和西北局:“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和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必抓紧指导,不要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参见《宋任穷回忆录》,264、265页)
  从此,与“南下干部”相对的“地方党”、“地下党”这些名称随之迅速推广,并开始见诸于党的文件。这一大批出生入死冒险斗争并做出杰出贡献的战士,解放后重新被打入“地下”了。他们的命运就是近几年前才被披露出来的“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
  逐步淘汰。”这份文件只发到当时的少数大军区的领导人。以致在完全实行了这个方针,打击了绝大部分地下党员(实为党内有独立思想和民主观念的知识分子,并扩大到党内其他领域及党外知识分子)后,又经过了改革开放约30年后,看过这个文件的个别幸存者才披露出来。
  在这一大背景下,为共产党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陈修良很快变成阶下囚,受尽屈辱、打击和害怕。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1950年6月,在苏联学习参观后的陈修良回到南京故地,看到了许多过去出生入死的战友在整党运动后的悲惨命运,悲哀又无奈。还看到她的副手组织部副部长(南下干部)给她整的黑材料(给华东局组织部的报告),如说“地下党对自己力量似乎估计过高,据说当初想依靠自力进行接收,后来客观情况与主观想象均有出入,认识分歧,思想纷乱,由是其开端……”陈修良感到非常委屈。(陈修良给华东局组织部的信,1950年9月,陈修良保存文稿)
  这时,柯庆施已经成为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她不得不要求离开南京,来到了还有一些老战友在领导岗位上的上海市委。但在“新十六字方针”的阴影下,始终只能担任“副职”,而且频繁调动。虽然她并不计较职务高低,每到一处努力工作,调查研究、创造性地提出工作建议,而每到工作开始或获得成绩时,就被调任了。
  1955年,由于华东局撤销,沙文汉出任浙江省长,陈修良调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1955年春发生针对地下斗争领导干部的大冤狱“潘汉年事件”。省委书记立即在浙江省委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浙江也有第二个潘汉年,大家要提高警惕性!”(陈修良回忆:《生活就是考验》1987年,内部印刷)接着就动用公安手段,对沙、陈夫妇进行监视、限制行动、削减工作等等。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经常到杭州,省委故意不通知沙文汉参加迎接。毛看了来迎接的人名单,就问省长为什么不来?回答是:“他身体不好,一般应酬不参加。毛很生气……”(史永给陈修良信件,1997年12月25日)
  在1956年7月浙江省第一届二次党代会上,陈修良代表宣传口在大会上直言对省委的工作报告和下届候选人,包括省委书记工作作风的批评,沙文汉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政分开”、不搞“以党代政”和要求“党内民主”的发言。据此,1957年陈修良被打成“极右派”,沙文汉成为党内级别最高的“右派”。
    (博主注:陈修良后来在回忆录中称“1956年,刘晓任驻苏大使,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寄给了中央,还附上了自己写的一份报告,认为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搞个人迷信是完全错误的,赫鲁晓夫揭露这些问题是正确的。我同意刘晓的看法。在讨论苏联问题时,我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不料在“反右”时这却成了“反苏”言论,成了把我打成“极右派”分子的罪名之一。)
  1957年浙江省委的这次“反右”运动,是毛泽东将“反右”运动从党外转入党内的重大步骤。柯庆施多次到杭州参与省委的“整风”“反右”会议,1957年12月毛泽东坐镇杭州指导,批准把在柯庆施帮助下写的省委工作报告在全国发表。
  接着被批斗、抄家、降职、减薪、扫地出门,一家星散;陈修良被劳动改造,群众专政,受尽屈辱。1958年3月8日,三八妇女节那天,陈修良被发配农村监督劳动时,沙文汉怕她想不开,鼓励说:“你以前长期在城市工作,很少有农村生活的经历。这次下去,就把它看作上一次农业大学吧,这样可以更深地去了中国的实际”;了解陈修良性格的刚烈,沙文汉还特别叮嘱:“我们今后遇到的情形可能会更坏,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但是在任何困难考验下,我们要约定都不能自杀!”陈听后十分动容,眼里噙满了泪花,沉重地承诺:“我绝不自杀!”
  此后,陈修良先后在农村和杭州大学,经过长达22年的劳动改造,“文革”被关进“牛棚”批斗,遭受许多磨难和屈辱,许多杭州大学的难友教授被冤死或自杀。1964年1月,沙文汉在冤屈中病逝,她却坚强地活了下来。
  “四人帮”下台后,她的冤狱才开始平反。右派改正了,但是给沙文汉留下历史上有“政治问题”的尾巴。她又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几次冲破阻力直接向胡耀邦同志写信。1983年11月,沙文汉案终于获得彻底解决。
  自从1978年1月陈修良右派“摘帽”,到上海开始了她生命旅程中另一个最重要的阶段。此后20年她在为她和沙文汉彻底平反而斗争的同时,又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全力以赴为拨乱反正、平反冤案、还原长期被歪曲和掩盖的历史真相而奋斗到最后一息。她不仅为南京秘密党时期的历史平反,而且为大量的战友和部下的冤案平反作证。更为整个中共党史作证,提出研究中共党史不能脱离研究苏共斯大林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框架、批判那只归功于毛一人的“个人崇拜史”,只归功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起义史”,只有战争的“军事史”,全盘否定城市的政治、文化、社会斗争、群众运动、统战、情报、策反工作的“伪党史”。她参加各种纪念会,宣讲历史的真实情况,纠正种种传统观念。耄耋之年她长期生病住院,就在病床上写。不能坐了,就站着在窗台上写;不能执笔了,就口述录音。在生命的最后20年,还为后代留下了百万多字、涵盖了近70年的党史资料。她希望后人不能忘记历史,因为真实的历史是战胜愚昧、暴力、非理性的武器、是中国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铺路石。
    作者唐宝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炎黄春秋》2012第8期
   1998年陈修良病重住院,10月6日,正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及黄菊、曾庆红、徐匡迪等领导人专程来到华东医院陈修良的病榻前,向她致以亲切问候;1998年11月6日,这位传奇女性不幸病逝,享年91岁。

马懋如:王宗一文革冤死四十年祭

五柳村编者的话:本文是九年前作者托美国溪流出版社转来在五柳村加拿大博客空间[满天风雨看潮生]》发出,看的人很多,那个博客还在,但在中国看不到了。因何方先生在《怀念著名作家和出版家曾彦修同志》一文中提到,“第三页上,指出1950年5.1口号末句,毛主席万岁,是毛自己加的。此事想来你也知道。我过去听说过原中宣部宣传处长王宗一在文革中自杀,听说与口号有关。王初拟稿中无毛万岁,毛加上后,王似乎表示过惊异,文革中遂被定为反毛,不得不自杀。”。遂据网友保存在他的图书馆中的文本在此发出,以助思考。–2015年8月9日。

向天安门毛像泼墨者余志坚在美病逝

八九民运向天安门毛像泼墨者在美病逝

VOA 2017年4月2日 15:25 海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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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运向天安门毛像泼墨者在美病逝
余志坚等人1989年向毛像泼墨(苹果日报图片)

香港 —
在1989年席卷中国的八九民运期间,曾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泼墨掷蛋的“湖南三君子”之一的余志坚,3月30日因糖尿病并发症昏迷数日后,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去世,年仅53岁。

余志坚的妻子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丈夫病逝的消息。包括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王丹等民运人士对余志坚英年早逝表示悼念。

在八九民运进入高潮的关键阶段,任小学教师的余志坚、浏阳日报美编的喻东岳和汽车修理工的鲁德成三位湖南浏阳青年,5月23日下午,向毛泽东画像泼墨掷蛋,被广场学生纠察队制服,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三人公开承认属个人行为,与民运无关,并将三人交予当局。

六四屠城后,当局以反革命罪分别秘密判处余志坚、喻东岳和鲁德成无期徒刑、20年及16年。余志坚2000年9月因病保外就医,8年后偷渡泰国,或转至美国获政治庇护。

鲁德成1998年获释,2006年偷渡泰国,转赴加拿大获政治庇护。而喻东岳则坐牢17年,受尽折磨,2006年出狱后严重失忆,精神错乱,2009年转赴美国治疗,一直由余志坚夫妇安顿家中照料。

马云龙:恐怖的等待

如果你问我,比“恐怖降临”更恐怖的是什么?那我就告诉你,是“等待恐怖降临”的过程。

对此,我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人们经常把进监狱说成是“下地狱”,可是,在我的体验中,真正的地狱是进监狱前那一个月的日子。

1974年12月2日,是我30周岁的生日。那天,我最要好的朋友和同事,都是一起经过农场劳动、下乡插队的大学毕业生,如今又在长葛县城一个叫做“五七专科学校”的新建学校里当教师,共七八个人,到我家聚会。买了几斤肉,拎来两瓶酒,个个吃得满嘴流油,喝得面红耳赤。一开始,谈话还有个主题,回忆农村生活,分析政治形势,展望将来的出路,后来,就变成了插科打诨说笑话,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狂呼乱叫。最后,看到夜已深了,才摇摇晃晃地散伙了。这个生日过得热闹而又轻松快活。但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是那段快乐生活的终结日。

过了两天,当我带着欢乐聚会的余兴到学校去上班时,突然发现周围的气氛变得诡异而神秘了。遇到的每个人,不是调头转弯分路而去,就是低头快步匆匆而过,平时最好的朋友见面也只是微微点头,然后把眼神转向别处。这是怎么了?真是见鬼了。

在厕所里遇到了北京大学毕业的校友翟发祥,他左盼右顾之后才和我说了话。“一句话也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他面目严峻,声音低沉,说完转身离去。

整整一天,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没人来访,没有声音,死一样沉寂。这真是反常,平时我这里总是全校最热闹的地方。外面的校园里也是一片寂静,听不到人声,只有呼啸的北风在屋檐上发出凄厉的鬼叫。

下班的时间到了,我走出校门,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终于,有一辆自行车从后面赶上来,在我身边停下,是物理教师张凤岐。他匆忙地递给我一张小纸条,然后一句话不说,径直走了。

纸条上写着:“晚八点整在化肥厂后的铁路旁见。”

冬季的晚八点,天已黑透了。化肥厂后的铁路边没有路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正在摸索着,忽然听到脚步声。有两个用帽子和围巾包裹得看不清面目的人走近了,一说话才知道,是张凤岐和数学教师任其亮。

他们带来的消息让我震惊:我的三个同事,数学教师张某,语文教师冯某和生物教师陈某,联名写了封举报信,检举了我的大量“反革命言论”。据说,举报信直送一位中央领导手中,现在,一个由省地县三级公安和宣传部门的几十个人组成的庞大专案组已进驻长葛。这几天正在日夜不停地传讯我周围的人,他们俩已分别被传讯过了。几年后我才知道当时被传讯过的多达几百人。我的同事、朋友、学生和认识的人几乎无一漏网。

传讯中提到哪些问题,这是我所关心的。他们说,到底有多少问题还不知道,但从已提到的问题来看,情况似乎“上纲上线”,相当严重。例如:

我曾经说过,对毛泽东也要“一分为二”,“毛泽东也有错误”——这是专案组重点追问的问题之一,上纲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我听了之后回答:“这个问题不要紧,我相信能解释得清。”我记得很清楚,这是在一次政治学习时发生的争论,有人说“一分为二”的理论不能用在毛泽东身上,他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什么错误,我不同意,因此发了一通议论。我不认为这就是“攻击”。

还有一条是“恶毒攻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我听后笑了起来——我们那所新建的学校,上马匆忙,设计草率。由于夹在方向并不垂直的一条公路和一条铁路专用线之间,大门是斜的,进门后的路和院墙形成锐角,十分别扭。一次在地里劳动时,有人提议,为了解闷,大家来玩个“顺口溜联句”,一人一句,必须押韵。我就说了第一句:“专科学校,歪门斜道。”大家哈哈一笑,有人接着续下去:“公鸡学着母鸡叫……”这是真实的故事:学校要搞副业,由生物教师陈某(他是农学院兽医专业毕业)牵头养了100只鸡。结果死了99只,只剩下一只公鸡,还整天学着母鸡下蛋咯哒咯哒地乱叫。有人又续了一句:“任其亮学着女人尿……”这是现场发生的实景:当时任其亮要小便,懒得到几百米外的厕所去,又怕远处的女同志看到,于是就地蹲下来在庄稼中方便了……这个“顺口溜”一直续了十几句,当时逗得大家笑成一团,欢乐无比。这本来就是个玩笑,也成了“反动言论”了?岂不可笑……但是,在我被捕后接到的起诉书中,还真有这一条。因为那所学校的名字中有“五七”二字,我说的“歪门斜道”就被解释为对神圣的“五七指示”的直接攻击了。

前两条我并不十分在意,觉得可以解释清楚。但后面说的几条让我心里一沉——“攻击江青同志”。

“文化大革命”中,我有几次近距离观察江青的机会,感觉总是怪怪的。

一次是1966年7月26日晚,江青和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接见全校学生。当时我坐在离主席台不远的地方,第一次见到这位神秘的“第一夫人”。江青在大会上的讲话让我大吃一惊,她突然脱离批判“工作组”的主题,把矛头指向在中文系比我高两个年级的张少华(后来以“邵华”的名字闻名),说张少华和她母亲张文秋都是坏人,她们“霸占”了毛泽东有病的二儿子毛岸青。江青边哭边尖叫着说:“我们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儿媳妇’!”这一幕让在场的上万人都惊呆了。我后来曾在一些朋友中间说起过这件事,并说出了自己的感受:这哪像个党的领导人啊,简直像个家庭妇女,把婆媳争端拿到大庭广众中哭诉,真有损她自己和毛泽东的形象……

还有一次,1967年9月下旬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庆游行的预备会,我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座位在主席台上江青后面约两米的地方,所以看得十分清楚。全场的人都到齐了,只等江青的到来。她姗姗来迟,落座后接过李讷(北大历史系学生)递来的书包,从中拿出几个药瓶,在桌子上一字摆开。然后,从每个药瓶中分别倒出一些药片,端起茶杯,在聚光灯下,用很夸张的动作,当着全场几千人的面,一仰头把药吃下……后来,我在和朋友聊天时,多次说起过对这个场景的真实感受:“真不愧是演员出身,好像是在用动作告诉大家:你们看,我是在带病坚持工作啊!”

我没想到,这些在私密场合的谈话竟然都进入了专案组的调查范围。那时,全国正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江青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正红得发紫。“攻击江青”可是个足以杀头的罪名啊,我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夜黑天寒,又怕被人看见,我们只说了十几分钟,就匆匆散去。这是在我被捕前和同事惟一的一次私下见面。在被捕后的第一次审讯中,这次会面被当成了追问的重点——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在荒凉的旷野和如漆的黑暗中他们是如何实施监视的。

地狱般的日子就此开始了。

明明心里如滚油煎熬,但我还要装出没事一样,早晨起来照常到马路上去跑步,回来照常到院中结冰的水管下去冷水浴,吃了早饭照常去上班,到了办公室虽然没有人来说话,但我还要装作备课的样子……

这期间,还有一次照例举行的“政治学习”,但是气氛和往常迥异。全校教师都来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发言,所有的人都铁着脸不说话,气氛十分紧张压抑。只有校长兼支部书记周福楼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政治学习时,我一直主张大家要畅所欲言,不能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但是,说话也要认真严肃,不能随心所欲,信口胡说……”

这些话,像是在指责什么,又像是在辩解什么。他面目憔悴,两眼浮肿,内心似乎十分痛苦。我注意到,在他说话时,大家都没有表情,只有那三个举报者在活跃地互相交换着眼色。后来才知道,头天晚上,他也被传讯了,当时因为替我辩护,他受到了严厉的斥责。过了不久,他被撤职了,这次讲话也被当成“包庇反革命分子”的证据。

单位的气氛是这样,回到家里,我也不敢说话——因为我当时住在妻子的单位县中学里,宿舍是五开间的大教室分隔改造的,房梁以下用土坯隔开,而房梁以上是通透的,河南人叫“透山墙”。我家西邻是检举人之一陈某一家,而东邻是县公安局的政保股长一家,我像“肉夹馍”一样被夹在中间。那个房子一点也不隔音,邻居家筷子掉在地上都听得清清楚楚,说话就像在一个屋里一样,真的是“隔墙有耳”。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凑近妻子耳边,悄悄地把坏消息告诉了她。她吓坏了,但不敢出声,只是无声地落泪。从此,我们家里没有了声音,有事都用纸写,看完了马上就烧掉。

每天早晨离家时,妻子都要久久地站在窗前,直到看不到我的影子。古人有句诗云“上床与衣履相别”,说的是生命无常,谁知睡下还能不能再起来。我这是把每次离家都当成生离死别,谁知道这一走还能不能回来呢?每天回到家,两人都要长长地出一口气:又熬过了一天!

最难过的是夜里。无眠的长夜似乎长得没有尽头。又不能说话,只得打开灯翻书。但是书上的字在眼睛里跳来跳去,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于是,拿起笔纸来和妻子“笔谈”起来:

“跑吧。”
“往哪里跑?这年头跑到哪里还不是抓回来?再说,监视得这么严,大概出不了县城就抓住了……”
“申诉和解释去。”
“找谁去说?人家没找你,你见了人家怎么说?——人家问你: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消息了?你怎么回答……”
“不知道哪天会抓起来,不知道会关多久……”

经过几夜无声的“长谈”,我对“后事”做了如下安排:

我被捕后,如果长期不能回来了,就请妻子提出离婚——我不能让她和女儿长期生活在“反革命家属”这个可怕的大帽子的阴影下;我自己会尽最大力量为自己辩护,但我也知道,在那时这样做怕是用处不大,如果真的没有希望了,就自我了断。我不能像畜生一样任人宰割或终生在铁窗下消磨。为此,我还让妻子上街买来两片单面剃须刀,分别藏到皮鞋的后跟里,她垂泪无言地按我的要求办了……

床头的马蹄表滴答滴答地响着,一个个长夜就这样过去了。

1975年的元旦到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惨淡的新年。妻子默默地包了几十个饺子,煮熟后,二人相对,无言地吃下。吃完后我跑到屋外,又都吐了。长期的神经紧张和连续的无眠之夜已超出了身体所能耐受的极限,胃里像火一样刺痛……

我开始不断地祈祷:让该来的早日到来吧!

后来,我在牢房里看到过临终的死刑犯,非常理解他们在听到死亡判决后,为何有人会无望地要求“快一点执行吧!”等待死亡是比死亡本身更可怕的折磨。

这一天终于等来了:1975年1月10日上午,我来到学校后,孤零零地僵坐在办公室中。忽然有人叫门,是范副校长。他回避着我的眼睛,说:“你到会议室来一趟。”

我跟着他走进会议室。一进门,就看到里面有四个穿警服的人。一个面孔黧黑的矮胖子厉声宣布:“我们奉命对你实行刑事拘留。”然后让我在拘留证上签字。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许昌地区公安局的预审科长于某。四年零九天以后,向我宣布释放决定的也是他。

一个高个子警察给我戴上手铐,又用绳索捆住我双臂。我抬头一看,这人我认识:三年前在农村插队时,村里出现了反革命标语“打倒毛泽东,保卫刘少奇”,他曾去破案,还从插队学生中调我去帮助鉴别字迹呢……

被绳索牵着,我走出了会议室。校园里没有一个人,但路过的每个窗户里都有熟悉的面孔在张望。惟一来和我告别的是传达室的老杨头,平时我总好进传达室去和他聊天。当我们一行走过时,他呆立在大门口,轻轻地对我挥了挥手,眼睛里似乎闪动着泪光……

看守所离那所“五七”学校只有三里多路,而我家住的县中在看守所对面,只有几百米远。我被牵着走进看守所大门时,清晰地听到县中的大喇叭响起来:“紧急通知:全体教职员工到会议室集合……”我知道,这个紧急会议肯定和我的事有关。又想到,此刻那边怕是正按照常例在抄家呢……

办完例行的入监手续后,又跨过两道武装警戒的大门,我就进到冰冷的监房里了。

很奇怪,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点也没紧张。铁门关上后,我才觉浑身无力,就席地而卧,几分钟后即进入了梦乡,这是一个月来第一次如此深沉的睡眠……

□ 原载《南方周末》2012年3月23日

据《华夏文摘增刊》第一〇六九期,2017年3月5日由华新民发表。

杜光:贱民生涯第一课

1958年春,我在高级党校反右运动的尾声中被补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跌入社会最底层,沦落为低人一等的贱民,与地富反坏为伍,并称为“五类分子”,也被称为“黑五类”。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我不得不“低头认罪”,但在思想深处,我却满怀悲愤,拒不低下高傲的头:“我是比你们更加合格、更加优秀的共产党员!”可是,现实比思想更有权威,教训很快就来临了,第一个给我教训的,是一个年轻的少尉军官。

高级党校的教职工中,共有32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我是被划得最晚的。当时,多数右派分子已跟着下放干部到山西太谷农村去劳动改造,留在校里的,只有我和陈仲平、王名衡、许诺、马鸿模等几位也被划为右派的老干部。有一天,我和他们被派去稻田插秧。刚插了不一会儿,就有人来叫我,说有一个人来找我调查,让我到团委办公室去。我过去曾有过多次接待外调的经验,不以为意。

到了团委办公室,只见校团委书记李树生从办公桌前站起来,指着另一张办公桌旁坐着的一个挂着少尉领章的青年军官说:“杜光,这位部队里来的同志找你调查情况,你按照他的要求告诉他。”

李树生是我比较熟悉的,1954年高级党校成立职工俱乐部,校部办公室主任于子元兼任俱乐部主任,我和李树生为副主任。俱乐部的活动,多由我主持,经常同他商量。有一次他还把校团委给校党委的报告稿给我,让我帮他修改。所以每次见到我,他都很热情。但这次就不一样了,扳起脸来,说完就坐下了。

我点点头,应了一句:“好的。”就在那青年军官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刚坐下,就听那军官大吼一声:“起来!谁让你坐的!你这反革命右派,架子还不小!”

这个下马威使我大吃一惊,我只好站起来。我活了三十岁,还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侮辱,即使是大大小小的反右批判会,批判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没有发生过不许我坐的人身虐待!我十分气愤,却无可奈何。这时李树生过来,对那军官说:“还是让他坐下吧,坐下来好谈。”那军官白了李树生一眼,不高兴地说:“坐吧!”

那军官一开始不说他要调查什么,却要我交代上学的经过。我把在家乡上小学,到上海上中学的历史说了一遍。他问我中学有哪些同学,我说了十几个,其中包括黄思兆。他说:“你说说黄思兆的情况。”我这才知道他是要调查的对象是黄思兆。

黄思兆是我在伯特利中学的同学,比我低一班,但同住在一个大宿舍里,彼此很熟悉。他勤恳朴实,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多次被推选为班长。我在班级里也多次当班长,常在一起开会。我1946年1月离开伯特利中学后,同他有几年没有来往。1952年听说他上了协和医学院,学习实习都特别认真,全身心投入,成为名医吴英恺的得意门生。1953年初他和戴恩凤在协和医院结婚时,我还参加了他们的简朴婚礼。195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高级党校南院的门口见到他们两口子,才知道黄思兆随同吴英恺,被派到离高级党校不远的黑山扈,参与筹建一个胸科医院。此后我曾多次到黑山扈去看望他们,他有时陪我爬上山顶,指着山脚将盖一个专科医院的前景。戴恩凤生女儿时,黄思兆把母亲接来照顾。他母亲慈祥而健康,我有时带着两三岁的儿子去,她总是亲切招呼,拿出当时还十分稀罕的糖果给我儿子。协和医院是归部队管的,黄思兆是军医,挂着中尉的领章。这个来调查的是个青年军官,就可以理解了。

我把我所了解的有关黄思兆的情况告诉那个青年军官。他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说:“你不要替他评功摆好,说说他的问题。”我不知道他说的问题是什么,有点茫然地说:“他原来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现在还是不是就不知道了。”他说:“你不要避重就轻,跟我耍滑头!老实交代你们的政治历史问题。”我又大吃一惊,怎么把我也搅进去了?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在诈唬我,还是掌握了什么扭曲不实的材料,担心他会给我出什么难题。我说:“我的政治历史问题,高级党校的党组织都知道,没有什么好交代的。黄思兆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我没有听说过。”他大喝一声:“你还不老实!你们和卢文渊是什么关系?”我一听就明白,这些搞政治运动的人把你定为运动对象,就会捕风捉影地大胆假设你的问题,然后连蒙带唬,没有问题也要榨出些问题。卢文渊是黄思兆的同班同学卢文深的哥哥,原来也是伯特利孤儿院兼中小学的学生,抗战开始后伯特利迁往香港,1941年初迁回上海,卢文渊就留在香港了。我只听别的同学说起卢文深有个哥哥卢文渊在香港,却没有见过他,也不了解他。所以我对那个军官说:“我认识卢文渊的弟弟卢文深,但不认识卢文渊。黄思兆可能认识他,因为都是伯特利的学生。不过黄思兆回上海时才十二三岁,以后也没有同卢文渊联系,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军官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右派,还这么不老实!你们在香港时常在一起,怎么不认识!”我没有想到,他居然说我到过香港,这可太荒唐了!我说:“我没有到过香港,也不认识卢文渊。”他站起来说:“你没有到过香港?你再说!”我说:“再说也是没有到过。你出来调查材料,应该先把基本情况搞清楚!不要这样无中生有!”这下把他惹火了,他恼羞成怒,手指着我说:“你这个反革命右派,胆敢来教训我!”一面说一面绕过桌子,朝我扑过来,看样子想要打我。我站起来躲开他。这时李树生过来,拦住他说:“不要这样激动!好好谈!好好谈!”把他劝回原来坐的地方。他气恼地说:“他不交代问题,居然还要教训我。”李树生退回去坐下说:“还是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看来,他对那位青年军官的所说所为,颇不以为然。

这个局面有点尴尬。我对青年军官解释道:“我13岁时到上海伯特利中学,在这以前,一直生活在浙江的乡村里,没有到过香港。伯特利中学和孤儿院抗战前在上海,后来搬到香港,1941年初从香港搬回上海,我是伯特利搬回上海后才进去的。卢文渊原来在伯特利,但伯特利搬回上海时他留在香港了,没有回上海,所以我到伯特利中学后没有见过他。”那青年军官说:“那你就交代黄思兆和卢文渊的关系。”我说:“黄思兆在香港时同卢文渊有什么接触,我不知道。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又是同学,免不了会一起玩耍,有什么问题呢!”他厉声说:“有问题才找你,你老实交代!”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你要我交代什么?”他拍着桌子斥责我不老实,我则一再表示没有什么好交代的。僵持了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恶狠狠地盯着我说:“我不相信治不了你这个反革命!”说着话又想冲过来打我。李树生当时一面工作,大概也注意着我们的谈话,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过来拦住他,对他说:“不要激动,坐下来谈,坐下来谈!”把他劝坐下后,李树生对我说:“杜光,要老老实实地把情况说清楚。”我说:“我知道的,我都说了;不知道的,我不能乱说。”他可能从我和那军官的对话中,听出了问题所在,对那青年军官说:“我看杜光谈不出什么了,他正在劳动,让他去劳动吧!”他不管那个军官同意不同意,接着又对我说:“你劳动去吧,好好劳动!”我应声站了起来,深为李树生替我解围而高兴,心想如果没有李树生在旁边,我今天非挨揍不可。退出团委办公室时,只听那军官说:“这个人当了右派还那么嚣张!对这样的反革命右派不能太客气,你们高级党校对右派太宽大了。”

我很担心黄思兆会不会成为反右派运动的补课对象。如果这样的话,在类似那个青年军官的批判审查之下,恐怕要吃不少苦头了。但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他申请入党,党组织审查他的历史,那就比较正常了。不过,如果他那里的党组织像对我调查的那个青年军官那样捕风捉影挑毛病的话,恐怕入党也困难。我直到现在也不清楚当时部队调查黄思兆是为了什么,但调查者对他具有敌意是十分明显的。过了不久,我听说黄思兆患肝癌去世,十分可惜。他如果能够健康地得以长寿,以他诚恳认真的品格,必定会成为一位卓有成就、造福民众的医生。但他不过三十来岁就逝世了,实在令人遗憾。

我回到劳动的稻田,见陈仲平、王名衡、许诺、马鸿模都坐在田边的树下休息。他们4位都是“三八式”的老党员。陈仲平抗战以前就已入党,是闽西游击队的领导人,一个地区的副专员,1950年到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反右时是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在反右前的整风运动中,福建和广东的中共省委以反对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的名义清洗地方干部,殃及陈仲平,材料转到高级党校,所以被划为右派。王名衡是文史教研室主任,著名的抗战诗人,笔名天蓝。他最著名的诗是《队长骑马去了》,结尾几句:“队长骑马过黄河/黄河有不测之风波/你奈黄河何!”曾经脍炙人口。他同胡风有书信来往,反胡风时在全校大会上被批判,整风时对此表示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范若愚讽刺他“没有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不舒服”,于是给他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许诺原任校刊编辑室主任,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青年与新道德》一书,颇蒙赞许。他曾是湖南某县中共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到延安后适逢抢救运动,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关押审查了一年多。他反右前曾向人谈起这件往事,不无怨言,有人还从《新青年与新道德》里挑出一些毛病,他于是被划成右派。马鸿模是文史教研室讲师,解放战争时期曾是解放军某团副政委,转业后当过中学校长。1951年到马列学院学习,后留校工作。他在反右运动中被人揭发对母亲十分苛刻,引起公愤,批判他的大字报很多。校长杨献珍曾在一次会议上戏言:“马鸿模应该开除人籍!”加上其他言行,最后也难以幸免。

我回到他们中间,气愤地把刚才的情况向他们说了。陈仲平说:“杜光,你不要气恼,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叫你生气的事,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马鸿模接着说:“对自己的身份要有准确的定位,我们现在的社会身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人家把我们看做反革命,我们只好逆来顺受。认准了这个必然性,就不要生气了。你生气也是白生气,毫无意义。”陈仲平问我:“你今年几岁了?”我说:“我今年三十岁,孔夫子说‘三十而立’,我却立成了一个右派!”他说:“你才三十岁,还有希望;不像我们,都老毬了,只能苟延残喘了。”他接着又说:“不过人总要活下去!‘适者生存’,我们的环境改变了,只能我们去适应环境,不能要环境适应我们。我们就夹起尾巴做人吧!”王名衡、许诺也说了几句话,劝我要正视现实,具体内容想不起来了。

谈兴正浓时,带领我们劳动的老农催我们继续插秧,谈话就中断了。

59年过去了,当年那个青年军官凶神恶煞般的形象,李树生一再替我缓颊的情景,陈仲平等对我的劝慰语调,仍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右派生涯的第一堂课,它使我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此生此世,只能夹起尾巴做人。但与此同时,我的头脑里仍然顽强地存留着“我比你们这些共产党员更优秀”的思想,傲然地睥睨众生。二十一年的右派生涯,就是在这两种意识的交织中度过的。它一方面迫使我忍辱偷生,不得不像罪犯一样承受着周围投来的鄙视的目光;另一方面,它也鞭策我更加勤奋地劳动,更加刻苦地学习。59年的岁月流逝之后,再来回顾那些荒诞的生活细节,点点滴滴都融进我的历史,成为我这一生积累的精神财富。

至于那位少尉军官,如果他一直没有退役的话,按照他对我这个右派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立场”,大概是会不断得到提拔重用的,仕途亨通,现在应该是退休的上将或中将了吧,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当年面对我这个个右派时的尴尬局面?

人生是一幅繁杂的图像,有灰暗,也有瑰丽;有丑陋,也有美好。记忆就像调色板,把各种色彩渲染在画布上,构成一幅幅画图。画得好不好姑且不说,只要是自己用心画出的,都是值得珍惜的。

2017年3月12日

五柳村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 上午6:47收到

纪念遇罗克 胡平悼文三篇

为遇罗克立一座雕像

日期:3/5/2017 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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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出生年月,遇罗克是我们的──我这里尤其是指老三届──兄长;看他最後一幅照片,却好像是我们的子侄:三十年了,我们都在老去,他死时才二十七岁,太年轻。

也许是因为岁月冲刷,也许是因为饱经沧桑,如今的我们,已经不大容易再动感情。即便是回忆起年轻时代的许多扣人心弦的j经历,也因为事过境迁,人物两非,难得再有当年那份激动。可是,每当我想起《出身论》,想起遇罗克,却总是忍不住一阵辛酸与悲愤。

今年一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朋友从北京给我捎来了一本。在书的封底,写着编者徐晓的几段话:

“但愿,千千万万赞成过《出身论》并深受“血统论”之害而没有被压垮的中国人,能够读到这本书;

但愿,千千万万反对过《出身论》并身体力行地坚持过“血统论”而良知没有泯灭的中国人,能够读到这本书;

但愿,不曾知道有过《出身论》与“血统论”之争,不曾知道遇罗克其人的年轻人,能够读到这本书;

但愿,所有读到这本书的人,能会过头去看──看英雄的血,平民的泪;能静下心来想──想我们民族和个人付出的与得到的;能拍着胸口问──不只是问历史,问社会,问他人。更重要的是问自己,问人性。”

另一位编者徐友渔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在评价《出身论》一文的意义时,徐友渔正确地指出:遇罗克“和文革中涌现出的其他知名理论家不同,他不是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去铺排一个表面异端味十足,实则不过是诠释文革路线的理论体系。他的思考具有根本性,他的逻辑出发点与文革主流思想毫无关系,他坚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只能由自己的行为来决定,他坚信基於家庭出身的歧视是不正义的,就象基於民族、肤色、宗教信仰的歧视是不正义的一样。”

不错,在《出身论》一文中,遇罗克也在频频引用毛泽东语录和把所谓刘邓路线作为批判的箭靶,但这未必表明作者的思想局限,而主要是出於斗争策略。诚如列奥·斯特劳斯所言,要理解一部作品,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语境。我们务必要考虑到作者所要论辩的对手以及打算说服的对象。启蒙者必须善於因人施教。你必须从群众现有的认识水平出发去循循善诱,而不能一开始就站在完全不同的前提立场上。今天的我们,或许不难以所谓更纯粹的人权观平等观写出一篇似乎更彻底的出身论,但倘若把这样的文章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又有多少人能理解、能接受,能公开地站出来支持拥护,从而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反对力量呢?这就是说,今天的我们要为当年的中国另写一篇出身论,只怕也不可能比遇罗克写得更高明。遇罗克不仅富於思想,富於勇气,而且还富於政治智慧。我并不是说,依照今天的眼光,遇罗克的思想毫无局限,然而,让人无比惊讶和敬佩的是,在当年那样贫脊恶劣的土地上,竟然还能生长出如此灿烂夺目的思想之花。你只有知道当年的世界有多矮小,你才能知道遇罗克的形象有多高大。

遇罗克被杀害了。我相信,是他那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引起了专制者发自内心的恐慌。是谁下令杀害遇罗克?想来还不只是四人帮之流,否则早就对外讲了。

诚然,遇罗克一案最後获得平反,中国已经走出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血统论即出身歧视也基本上宣告终结,但也不尽然。一方面,我们还能看到权力的私相授受,“老子革命儿接班”;另一方面,当局在迫害异议人士之余,有时也还对亲属有所株连。中国的人权状况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我们仍须奋斗。

不少人问遇罗克的家人:“政府给没给遇罗克定为烈士?给家里多少抚恤金?”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回答说:“没有谁授予遇罗克烈士称号;给我父母的,只是他被关押两年多期间学徒工的工资。”遇罗文说得好:“烈士称号难道需要恩赐吗?今天,还有这么多人怀念他,就是最好的回答。”

我希望,我们,一切感念遇罗克、崇敬遇罗克的人们,自己募款,自己设计,为我们的英雄遇罗克建立一座雕像,以作为永恒的纪念。□
1999年4月于纽约


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写在遇罗克雕像落成之际

今年的清明节,在北京宋庄美术馆举行了遇罗克雕像的揭幕仪式。消息传来,我不禁深深地吁了一口气:总算了却一桩夙愿。

整整10年前,1999年,恰好也是清明节前后,我刚刚读完徐晓、徐友渔和丁东编著的《遇罗克回忆与遗作》,感慨不已,于是写下一篇短文《为遇罗克立一座雕像》(载于《北京之春》1999年5月号)。文章呼吁:“我们,一切感念遇罗克、崇敬遇罗克的人们,自己募款,自己设计,为我们的英雄遇罗克建立一座雕像,以作为永恒的纪念。”
这当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心愿。我知道还有千千万万人怀念着遇罗克。问题是,在今日中国,遇罗克的名字虽不是被过滤的敏感词,但也被排除在官方主流话语之外。要为这样一位人物建立雕像,从筹款到安放都会有很多困难。多亏一大批朋友们的共同努力,雕像竟然做成了,而且安放在北京的一座公共美术馆。这 是了不起的成功。

雕象底座上镌刻着诗人北岛1980年那首名诗《宣告——献给遇罗克》里的一句话:“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我喜欢北岛这首诗,也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我更愿意说的是,在那样的时代,遇罗克做出那样的选择,他从内心深处一定是以英雄自命的。我更愿意说的是:“这不是没有英雄的时代。这只是不把英雄当作英雄的时代,因此,这正是英雄尤其是英雄的时代。”那戴着荆棘而不是戴着桂冠而死去的英雄,正是英雄中的英雄。

是的,在今日中国,很多人不知道遇罗克,很多知道的也淡忘了。这不能不是极大的遗憾。正像于建嵘博士所说的那样:如果不知道遇罗克的年青人占绝大多数,那么,这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欠缺,更是一种精神的失落。如果我们的历史正在进行选择性失忆,如果我们的社会有意无意掩藏了部分真相,那将会剥夺了下 一代了解的权利和选择的可能,使他们只能按规定的模式成长,甚至失去了探究历史和真相的兴趣,失去了对更纯粹更美丽的生活方式的想象,那才是最为可怕的。而我们每一个“过来人”的责任就是,对我们的下一代和后辈讲述那些被遮蔽的历史和人物。如果遇罗克们不能在官修史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那就让我们口口相 传。

令人欣慰的是,很多人在默默地做着这样的工作。在谷歌(Google)上搜索,“遇罗克”的词条多达77,000,000个!我在网上还找到了一 个《纪念遇罗克,搜狐博客》(http://jinianyuluoke.blog.sohu.com/7481689.html),博主的网名是“西峰秀色”,是个还不到30岁的年轻人。我们也准备建一个遇罗克网站或博客,希望大家都来支持。

诚如苏晓康所言,遇罗克不仅仅是英雄,是先知,遇罗克首先是一名殉道者。除非在终极的、宗教的层次上,我们甚至无法触碰到他。在《人的条件》一书,汉娜?阿伦特写道:伟大生命的本质就在于“只在身后留下一个故事,从而只能在生命完结之后开始存在”。阿伦特甚至认为,英雄最好要死得年轻,因为“只有在完成自己的一个最高行动之后不再活着的人,才可以一直成为自己的身份和可能的伟大性的无可争辩的主人”。因为,他已经“从自己所开创的事业的可能的结果和延续之中,撤退到死亡里面去了”。一般人总是想,当将军的,能身经百战而又全身而退,最后在家人环绕下寿终正寝,那该是何等完美的人生!可是当你读到东汉名将马援那句名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你不能不感到震撼。

是的,伟大的生命是从死后开始的。遇罗克死时才27岁。假如遇罗克当年没有被杀害,一直活到现在,以他的才华与胆识,他想必会做出更多的了不起的事情。然而正是他的牺牲,使他的生命获得了极其辉煌的不朽。如今,遇罗克的同时代人俱已渐入老境。凝视这尊雕像,我们对遇罗克早逝的生命不再感到惋惜,而唯有深深的敬仰。

2009年7月6日


遇罗锦《一个大童话》序

遇罗克的妹妹,现居德国的遇罗锦女士,在沉寂了二十年后,将这部六十万言的传记小说《一个大童话》呈现于读者面前。

1966年文革红八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横行一时,25岁的北京徒工遇罗克写下长文《出身论》,不仅向对联,而且向中共实行多年的阶级路线即出身歧视政策发起了最有力的挑战,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发出了争取平等与人权的最强音。一个“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用自己的思想和文字,竟然在当时就造成了震动全国的效应。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没有先例的。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入狱。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中共当局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杀害,年仅27岁。

1978-79年,民主墙运动兴起,民间刊物《四五论坛》、《今天》与《沃土》等率先发表了颂扬与纪念遇罗克的诗文。这一年的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下文为遇罗克平反。第二年夏天,官方刊物《新时期》和《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遇罗克的长篇报导,称遇罗克为“逆风恶浪中的雄鹰”、“划破夜幕的陨星”。在1980年第3期《当代》文学杂志上,遇罗锦发表了她的处女作《一个冬天的童话》,引起广泛好评。但紧接着,由于她那部刚发表就被禁止的小说《春天的童话》以及她的离婚案件,又把作者一下子卷入巨大争议的漩涡。作者受到来自官方的道德批判。1986年,遇罗锦应邀访问德国,并在德国申请政治庇护。1987年,台北的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作《爱的呼唤》。那以后,遇罗锦就在德国的一座小城安居度日,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二十年后,遇罗锦完成了这部传记小说《一个大童话》。这部作品涵盖了她早先两部《童话》和《爱的呼唤》的内容,并有大量的增删修改和补充。可以说这一本书写尽了她在中国度过的前半生。遇罗锦说:“我毕生只这一本书。”类似的话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种话的人,十之八、九,早先都没想过当作家,而是怀抱别的志愿;然而,残酷的专制暴政无情地击碎了他们原有的人生理想,给他们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苦难和伤痛。这就刺激那颗不甘屈服的心灵涌起一种强烈的冲动:写下来,把自己经历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写下来,让自己的苦难生涯成为一本书。因为人生只有一次,所以他们毕生只有一本书。

遇罗锦说,她并不想得罪人;她只想讲真话,可是讲真话就很可能得罪人。事实上,这是写传记写回忆录常常遇到的问题。我的朋友周舵早先就说过:“西谚云:‘要想失去你的朋友,你就借钱给他。’其实还有比这更糟的。你只须写一篇回忆录之类的文字拿去发表。”如果你写的是公众人物或公共事件,事情要简单些;如果你写的是普通人,写的是私人性事件,事情就会比较麻烦。这可能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涉及到要不要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问题,更何况人的记忆可能有误差,可能有选择性,等等。我想,这大概是人之所以要发明小说这种虚构的文学形式的一个原因。事实上,有些小说其实是传记,而有些传记倒更接近于小说。

可是,遇罗锦这部书要写她的哥哥遇罗克,而遇罗克的故事是不可以虚构的。一个真实的英雄的故事是不可以虚构的。不错,小说家虚构的英雄很可以比真实的英雄更绚烂多彩。有哪一个真实的间谍能比得过007呢?因为小说家可以随心所欲地为自己故事的主人翁安排下任意多的场合与机会,让他/她得以充分地展现其各种各样的伟大品质,只要合乎情理即可。真实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就不会碰上这么多这么巧的机遇。但也正因为如此,成熟的人们总是更敬仰真实的英雄。因为任何英雄行为,无不意味着对人生的孤注一掷,而生命是没有替代品的。那种触及我们生命存在最深处的震撼只能来自一个真实的生命行为。

是故,遇罗锦把自己这本书叫“传记小说”。“为什么这本书叫传记小说?”遇罗锦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解释道,“有关遇罗克的文字,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是与‘小说’无关的;而有关我自己的爱情与婚姻生活,一些人用了假名,一些单位用了假名,是用小说的手法,去挖掘生活的真相。”我建议读者把后一部份当小说读,不必追究它是否符合事实的真实,只看它是否符合情理的真实;不必把书中人物在现实中对号入座,只看在当时的情景下是否可能存在那样的人物和那样的故事。

这里,我要谈谈遇罗克。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读到遇罗克《出身论》时的那种喜悦与振奋。那是1967年2月下旬的一天,一位同学告诉我,他在他的一位外校同学那里见到一篇批判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文章,精彩极了。我立即和他赶往那位同学所在的学校。在一间昏暗而零乱的学生宿舍里,那位同学拿出了一份皱巴巴的《中学文革报》,上面以整整三版的篇幅登出《出身论》,作者落款“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我急不可耐地抓起就读,以一目十行的速度。我相信我没有漏掉文中的任何一个论点和论据,我对它们太熟悉了。我觉得我不像是在读别人的文章,而像是在读自己的思想。我也是黑五类子女,饱受出身歧视之苦,有过和遇罗克相似的经历和思考。我第一次发现在阶级路线的问题上还有别人和我想的完全一样,而且表述得那样严谨、清晰、深入与精辟。我顿时感到信心倍增。这真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感觉,你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思想,因为与众不同而总是不够自信,如今,你无非是从另一个人那里听到了同样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很可能也和你一样孤单,可是,你立刻就有了十足的把握。这就是理性的力量,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匆匆读完《出身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知道我绝不可能写得比它还好。接下来,我和同学们商量,办起了一份小报—那是成都市中学生的第一份铅印小报,转载了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文章。1968年秋,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我被工宣队、军宣队编入“学习班”受审查挨批判,那时给我加上了大大小小的许多问题。事后我才得知,我这次被清理原来和当初转载遇罗克的文章大有关联。只是他们查不出我和那个北京的“反革命组织”有什么联系,所以没有定下更严重的罪名。

1970年初夏,我在四川农村插队当知青时,一位朋友告知,《出身论》的作者被当局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杀害,他的名字叫遇罗克。我异常悲愤,并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1978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入学不久就参加了民主墙运动,成为民刊《沃土》之一员。我从若干新朋友,特别是民主墙的朋友那里知道了关于遇罗克的很多故事。1980年暑假,我探亲回到成都家中。这天,母亲拿出她收存的那份登有介绍遇罗克事迹的《光明日报》对我说:“要是你那时候在北京,恐怕也和他是一样的命运。”在这一年年底北京大学举行的自由竞选活动中,一批中文系同学向竞选者提出一份问答表,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最敬佩谁”,我毫不犹豫地写下“遇罗克”。

诚如徐友渔先生所说,在人类历史上,一身兼思想家与烈士两任者寥若晨星,而遇罗克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要理解遇罗克,理解《出身论》,我们必须回到当时的环境之中。《出身论》开篇第一句话写道:“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问题。”就是这样一句平实的陈述,作者便把批评的锋芒不只局限于文革初期的“对联”,而且也毫不含糊地指向了文革之前中共就实行多年的所谓阶级路线。现在的人,恐怕已经很难想像,在当年,出身歧视问题有多严重多荒谬多恶劣,恐怕也很难理解遇罗克发表《出身论》需要怎样的智慧和勇气。

有西方汉学家说,民主墙时期出现的朦胧诗人,是“在宇宙飞船时代独立地发明了自行车”。诚然,倘从人类思想史着眼,遇罗克的思想并没有什么新颖原创之处。但是,遇罗克是在极端黑暗、极端闭塞的环境中独立获得这些思想的,他的思想能力无疑是相当强大、相当赋予原创性的。不错,在当年,也有一些人--包括一些黑五类子女—认识到阶级路线的不公正,但是他们未能把此一认识提升到人权与平等的高度并予以透彻的阐发,更未能像遇罗克那样敢于发出不平之鸣,并善于利用机会,把平等与人权的理念传到亿万中国人的心中。和文革期间很多名噪一时的文章相比,《出身论》离当年中国流行的那套政治文化比谁都远,可是,它离当年中国的社会现实比谁都近。时隔四十多年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文革期间那些轰动一时的具有异端色彩的文章中,《出身论》无疑是最杰出的。遇罗克是我最敬佩的英雄。就像很多57年右派最敬佩林昭一样。这不仅仅是敬佩,而且也是认同。遇罗克属于我们。他是为我们而呼喊,为我们而牺牲的。正像林昭不只属于右派,遇罗克也不只属于所谓黑五类子女。因为遇罗克呼吁的是普遍的人权与平等。遇罗克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十年前,我写文章呼吁:一切感念、崇敬遇罗克的人们,自己募款,自己设计,为我们的英雄建立一座雕像,以作为永恒的纪念。不久前,万润南也写文章纪念遇罗克。他把遇罗克和发表《我有一个梦》的马丁·路德·金相提并论。万润南说:“我也有个梦,每年的3月5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2008年10月于纽约